但一涉及到實質性利益，中國人是最不講人情的。
我倒覺得，你說的人情是一種借口和托辭。
一個人哪會有那麼多朋友？ 王朔：混了個臉熟就算是朋友了。
其實傳媒的記者與公衆人物之間的所謂友情，不能說絕對沒有朋友的關系，但大多數是相互利用。
可能你說得對，還是自己先繃不住了，才會接受一些不三不四的傳媒。
老俠：那你覺得你這種公衆角色，到處炒作，沸沸揚揚，人管你有沒有看到聽到，和你作為一個作家的個人，兩者之間到底有什麼判别？實質性的東西是什麼？公衆中的形象與你本身是合二而一。
還是完全不同，抑或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王朔：實質性的東西也不敢說。
我覺得寫小說和寫電影、電視劇的時候不一樣，現在寫小說和過去寫小說也不一樣。
現在寫小說是自得其樂，給自己看。
當然不能說作家可以不要讀含了，說不要讀者那是瞎說，是自欺欺人。
不要讀者你還當作家幹什麼？随便找點兒其他活兒幹，都可以與讀者無關。
但我現在寫小說覺得不是為讀者而寫，我可以在寫小說時露怯，我人用保持一種姿态，痞子的姿态也好，張揚的姿态也好，知識人的姿态也好，都不用。
寫小說時可以真實一點兒，多愁善感一點兒，癡情一點兒，就是可以猛着點兒發傻發呆。
寫小說時人可以變得不那麼做作，因為你隻需要面對自己，自己對自己負責。
我覺得寫小說不是穿尼龍襪，專為給什麼看的。
我寫小說是寫自己，所以我覺得不能超過自己去添加點兒什麼。
意義這東西像刀子的光芒，刀子在它就有，不能說刀子不在硬造出光芒，不能為意義而意義。
或者說我不追求這個。
我就先坐下來把這把刀做好就完了，自己滿意就完了，對自己誠實點兒。
老俠：能對自己誠實自然就能對讀者誠實，怕就怕自欺欺人那種，以為對自己誠實，其實是按照公衆口味。
中國的事都弄反了。
長期以來我們被要求獻身公衆才有自己，對社會負責才是對自己負責，弄得每個人之間都很相像，找不出個人的特點。
硬性強制能抹平個勝，大衆文化的軟性浸透也能做到這一點，而且對大多數人來說，大衆文化做得還讓人有享受之感，不那麼生硬，那麼令人反感。
但骨子裡是一緻的，都是造就雙面人。
王朔與王蒙的小說能有個性上的區别，但在《今晚我們相識》中，你們倆就是同一個東西，大衆傳媒的工具，渴望擴大影響的名人，智商低下的演員…… 王朔：大體如此。
寫小說是寫自己。
但對媒體就不是，有一定的表演性，本能的是趨利避害，盡量僞裝自己，我覺得哪種姿态對我好處大，我就采取哪種姿态。
比如，作為一個作家在媒體中出現時，不管是針砭時弊也好，自我推銷也好，我一定選擇一種激進的、叛逆的、愛誰誰的。
因為這個姿态不是我近些年才有的，而是我從早年就開始的，以這個姿态出的道，所以我就要保持它。
老俠：其實電視中的你給人的感覺挺乖的，起碼是和善的，不與人為敵的，傳媒具有潛在的軟化功能，一上去，你的激進就不那麼激進了，你的叛逆也顯得乖巧了，你的愛誰誰也要變得八面玲珑了…… 王朔：其實，愛誰誰的姿态在一九九二年前的中國非常好，我自認為自己就是如此，好多人也會覺得你有個性，聽了痛快。
找也不認為這樣的我是多麼不真實，這也是真實的我，有一點兒張揚，但也不是太出格。
後來我做影視的時候，就不敢太說什麼，碰到圈内的人是一定要互相擡的，因為這關系到直接的效果。
即時的利益。
一個演員被媒體痛罵以後導演就不敢再找他拍戲了。
因為你找了他，你導的片子人們就不願看，你這片子的票房就要受影響。
所以演員嘛，就得對人客氣點兒，不能愛誰誰。
我盡管不是演員，也有這樣的想法，或者說，你隻要一踏進影視圈，就會身不由己，就要往關系上靠，要跟媒體搞關系，甚至要跟領導當官的搞關系。
要搞這種關系，說話就要收着點兒。
老俠：多累呀！咱中國人的聰明才智都耗在關系上了。
可能進去了，就不覺着累，說不定還能為自己的某個小聰明的得逞而暗自欣喜呢？ 王朔：暗喜也就是開始的新鮮勁兒，一過了勁兒就興味索然，隻覺得累、覺得煩。
比如說，《編輯部的故事》出來了，我當時就說，劇本問題大了，有的集不錯，有的集就是瞎說。
結果我們劇組的領導一聽先急了，說你如此不珍視自己的勞動，大家也不願意你自砸飯碗。
要是寫小說，我可以說自己寫得不好，這是有自知之明。
但影視劇本你這樣說就可能立馬影響你的播出，影響收視率。
領導直接就找我，說你必須把這些話給收回來，挽回影響。
無論如何要說回來，馬上就給你安排記者什麼的。
結果我也得去往回找補，我對記者就隻能說那是指一種創作方法了，侃大山，不是一種毫無内容的，是一種創作方式，一種工作方法，就得這麼現眼地往回找補。
老俠：非個體的集體合作都會有做不了你自己的問題，要做你自己就必須遠離這類群體性行為，否則就是自找罪受，弄得人人不愉快。
王朔：越是集體合作，你就越要照顧大家的利益，你就越不能張揚，顯得你有個性。
大家在一起做事，每個人的看法都不一樣，你要找中間的那個點，就是要妥協，要
那時我和媒體的關系是最不真實的，看到什麼問題我不能說，說了就引起衆怒，就有損于這個集體。
隻能說好話，就是要讓自己變得有親和力，甚至要直接向觀衆獻媚，讓觀衆不要對我有成見，先看完我的東西，再下結論。
還要說我這東西有多好，是一種商品推銷。
現在我不搞影視了，就沒必要再那麼多顧忌了，我又回到以前寫小說時的狀态，甚至經過這麼折騰一下，我更認清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可以做得更單純一點兒。
老俠：不管怎麼說，你仍是公衆人物，光寫小說也改變不了你在公衆中的形象。
王朔：但我和九十年代初的那種随意放話時的情況也不太一樣。
說起來好笑，我好像和一九九五年批判我媚俗的人非常像，和現在某些學院裡的知識分子非常像，我也看不慣現在的年輕人，我認為他們低級、沒趣味，喜歡港台風怎麼能叫有趣味呢？就像那些學院派說我低級下流一臉媚态沒趣味一樣。
當然我知道，誰反對年輕人就說明誰變老了；我變成了曆史的反面，逆時代潮流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