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理想的價值就出來了。
隻有在這種意義上，理想才是光環，一種深層的光環，它越明亮，就越能凸現現實的黑暗，生命的殘破。
理想之光所照耀的不是未來的頂峰，而是現實的深淵。
前面所說的敬畏，就是對理想的謙卑，對自身的不滿。
對一個有良知的人來說，理想是自律。
王朔：過去那種理想那個标準我從一開始就懷疑它是否值得我去遵守。
其實，理想也好标準也好，我覺得最需要的時候就是你對某種東西特别不滿、想批判這種東西的時候。
比如說我現在讨厭港台文化、讨厭大衆文化，我對它特批判态度時，覺得它不好時，我就确實需要一個具體的标準，什麼東西是好的，什麼東西是不好的，為什麼那個東西好，而别的東西不好，畢竟這些判斷都是相對于一個标準而言的。
假如沒有一種标準，無所謂好壞。
當然，這個标準是具體的，比如我在談一個小說時，我隻能用我認為好的小說作為一個标準來談，我談某部電影時，我就拿一部好的電影作标準來衡量。
當然說到大衆文化，我現在确實沒有找到一個好的标準。
說美國的大衆文化就健康？日本的大衆文化就健康？相對于我們來說，應該拿哪個大衆文化過來呢？我原來想以原創性為标準，但我拿不準，對外國的大衆文化的了解畢竟少。
如果就說音樂的原創性，是不是歐美的強于東洋的港台的，這個話不好講。
标準是我現在的心病。
因為前些年自得其樂的時候，在自我滿足的情況下，那感覺是不需要标準的，怎麼做都是合理的。
現在我當然認為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
你比如說很多變态的存在。
畸形的存在，你不能說它們一旦出現了存在了就是合理的。
實際上，自我滿足的時候不需要标準，隻有對自己不滿意時才會有對标準的探尋。
我是由對自己那幾年在大衆文化圈中混的不滿，才産生了對大衆文化的不滿，由于這種不滿，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樣放縱自己，不能不有個标準管管自己。
一句話，不能不要标準。
老俠：外國的大衆文化不能作為批判中國大衆文化的标準。
但是有一點兒可以作為我們的标準，即西方是怎樣在大衆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保持住精英文化的孤島或燈塔，使它在任何風浪的沖擊下不被吞沒，依然立在那兒，依然閃亮。
其實，民主制相對專制是好東西，但民主制一旦實現了，民主制的操作與運行就變得非常平庸，也有點兒大衆文化的俗勁兒。
你說政客拉選票就什麼人的手都要握，盡量保持微笑的面部表情，這與大衆文化中的明星的那種媚術，沒有根本的區别。
西方人之所以有了自由。
有了民主之後還在不斷地自我批判，就是因為有自己的精英，精英們可以用自由的尺度。
宗教的尺度、良知的尺度為社會提供批判的标準。
西方人那種批判的深度在哪兒呢？就在于他的批判首先針對的是自己，他借助于東方文化中的某些資源也是為了自我批判。
他是把自己放在對現實的批判中，該批判的不光是别人，自己也是這該批判的一部分。
而不像中國知識精英，批判時把自己搞得幹幹淨淨、通體透明。
美國人的錢和制度特别堅定地支撐着美國的靈魂美國的頭腦，多數原則隻在選舉時在社會的公益時管用，但涉及到言論、精神、創造性，美國的制度堅決捍衛少數人的權利。
一個自由社會的自由和寬容的質量，不在于它傾聽多數的聲音，保障多數的利益，而在于它傾聽少數的聲音，保障少數的權利。
就是說，西方在大衆與精英之間有一種健康的生态平衡。
人家的基金會，可以為一個學者寫一本書，給上十年的錢。
這十年這個學者可以卸掉身上的任何其他東西，專注于研究。
中國呢？有錢人隻把錢投在有利可圖的大衆文化上。
中國大衆文化是病态的，因為沒有可以平衡它的精英文化。
沒有文化上的生态平衡。
加上中國的精英沒有自尊，在大衆文化和權力面前都沒有。
而且，在中國，精英要想有自尊，首先不是對大衆文化保持自尊，而是首先你對權力保持自尊，沒有對權力保持的自尊，對大衆文化保持的自尊純屬變相炒作，最後在批判大衆文化的同時自己也變成大衆文化。
王朔：我覺得有相當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他們最大的無恥還不是與大衆文化同流合污，而是一旦有了背景，說起話來就闆着臉訓人。
好像理想在天堂在上帝那兒就不對了，在他手中才對，他就是理想的化身。
在我的經驗中，比較多的人給人的印象就是這樣的，特别是面對社會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