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俠：有一次，你說，這些學院派博士們對你的評論，感覺上他們根本無法進入你的寫作和生活，對你的生活經驗他們一無所知，在這種無知狀态中，他們進入不了你的那種語言，那種想象的空間，甚至進入不了真正地擊中你的要害的狀态，也就是他們批判你時連他們自己都不真相信他們是在反對什麼。
堅守什麼。
他們最根本的毛病出在無所堅守，因而也就無的放矢。
除了知識分子的虛榮受到挑戰後的憤怒是真實的之外，每個字都是可疑的。
但學院派也挺怪誕，他們批判你時把你作為一個寫痞子小說的痞子作家，但他們想在中國找到"後現代"的經驗證據時，又把你歸入"後現代"的行列，"後現代"可是當時最時髦的學問，在西方也是文化批判的新銳，這已經是很高的評價了。
王守、王嶽川、張頤武這些在當時言必稱"後"的教授、博士，居然就把你作為後現代在中國的代表作家了。
你怎麼看這個問題，或這個事件？
王朔：對小說評論，我一直認為與寫小說完全不同。
評論家是借評小說說他自己。
從文壇上的功利的角度講，評論涉及到一個作家。
特别是剛冒出來的作家的成名與地位。
比如說中國作家以前的成名，都是發了一篇有點兒影響的東西，發這作品的刊物要召開研讨會，請批評家參加并評論，然後再弄一篇作家本人的自述，一塊發在刊物上，這就算成功了。
從功利的角度講，批評家對作家是重要的，他們的肯定與否定。
争論與辯駁決定着一個作家在一定的時間内成不成為一個焦點或重點。
但等我出來時，等于是在批評界沒有承認的情況下，自己活下來了。
我自己活出來了。
那就是說，涉及到功利的時候我不需要他們。
從功利上講，嚴肅的批評和不嚴肅的批評之間，對一個作家的成名，從某種程度上更需要不嚴肅的批評。
嚴肅的批評呢？我有一個悲觀的看法，我認為小說是不能拿理論來解釋的，而大部分批評家工作的方法就是用理論來解釋小說，有的時候為了對上他的那個研究題目，他就沒有耐心去把你是怎麼來的，也就是所謂的你的作品是怎麼發生的這件事認真想一想。
他也隻在你的作品能支持他的理論觀點時利用你。
而在這點上，我想批評家隻是要說他自己的事，借助你說他自己。
這和我們處理生活上的事時的那種作法非常像。
作家寫作時拿生活中他感興趣的或者支持他的觀念的東西去把它寫成小說，他肯定遺漏了很多生活中本來的東西。
批評家對小說家的批評也類似。
他似乎是在解釋小說的本質是什麼。
某位作家的作品的特點是什麼，實際上他要解釋的無非就是他自己。
如果有位批評家特别嚴肅，把作家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一遺漏地都給說一些，都給掰開來看一看，都給摸一遍，作家看到了這樣的批評家，他的感觸該多刺激。
當然，不可能有這樣的批評家。
這麼說吧，我作為小說家特别理解這個問題，我并沒有要求批評家一定要了解我，也沒有必要說我。
除非另有目的，他會假裝關心我，但他會把我的其他部分掩蓋起來，要這樣寫評論，實際上不太可能。
起碼目前我還沒看到誰是那麼現代那麼嚴肅的批評家。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那種關系接近于互相利用。
他批評我，是為了批判其他的景觀，他們的這種讨論就很難說真的是在我身上，我算什麼呀，就是一個符号或象征。
我象征着什麼呢？社會上的拜金主義呀、道德淪喪呀，他非常想借這個說話。
這種情況呢，我就覺得不必太認真了。
那我對他們又是什麼态度呢？我是這樣：反正你說我，即使是批判着說，我也顯得熱，大衆隻知道我的名字被反複提起，老愛說我，至于說的是什麼大衆并不特别在乎。
所有的反駁、回應呀，其實都是一個問題，在我看來是老式話題，沒什麼。
其他的話題他們也說不透或不願說。
他們把你定成那種人以後，他們永遠不想懂你以後，你想通過講道理或者通過自我辯解、自我解釋使他們懂你，改變對你的看法，這不太可能。
我覺得他們說我不過是個借口，隻不過是各說各的話。
我呢，對這種東西被造成以後我反而去保持這狀态，我現在覺得我可以保持一種和主流文化的距離。
當然這個話說起來牛，好像這就是我的價值所在。
所以我覺得我最害怕的不是招罵，而是被他們認可。
老俠：痞子文學與"後現代"之間的差别挺大的。
王朔：我懶得去搞清這種差别，我隻知道它的一些特征，但它實際上指什麼，我現在也不懂。
老俠："後現代"是一種非常先鋒的東西，在西方完全是一種反主流文化的運動。
如果你是一個大衆文化的痞子，那麼你就是中國的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怎麼可能成為反主流文化的"後現代"呢？
王朔：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
我發現在這個過程中大家不算是合流。
比如說痞子其實是個小社會，與大衆無關，大衆文化的粗也是以一種精緻樂觀的方式出現的，但它的本質是粗俗的，制作的精良并不能掩飾住這種粗俗，有時反而使它更醒目。
就像"好人一生平安"，我覺得這句話是非常粗俗的，是那種不分好歹的，或者說就是那種一概而論，它粗就粗在這兒。
俗呢？就是它那種安慰大夥的粗卻以溫柔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是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