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
其實痞子這個東西，嚴格意義上說，人們之所以接受這東西，是因為他們屬于社會，不屬于大衆。
那時候我覺得大街上有一種混混把這個痞子給學成了粗俗，使它成為大衆文化的一部分。
或者說，把痞子的"粗"包裝為大衆文化的"俗"，它要用這種包裝提升大衆文化的品質，向着優雅上走，他這個路子是對的。
老俠：大衆文化中的優雅恰恰是它最俗的地方。
精制的俗，把塊蛋糕做得比玫瑰花還可人，港台的大衆文化優于大陸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精制。
王朔：它向着優雅上走。
我把這東西給攪了，我不對痞子進行包裝或精制化，我的痞子是反大衆文化的。
假如我一定要流行的話，決不是痞子的粗，而是流行中優雅的東西。
所以我說，其實那和俗不是一回事。
痞子粗，不幹淨，不光滑，但真實，所以不俗；大衆文化的雅，又幹淨，又光滑，易被各界接受，但它虛假，所以俗，像港台文化。
老俠：大陸的搖滾樂中就有許多痞子的粗的一面，但與香港的甜歌比它不雅也不俗。
崔健之後的那些年輕的搖滾歌手從生活到歌曲都很痞，但決不是俗。
王朔：實際上是這樣。
痞子對别人并不構成冒犯，它的冒犯是被構造的。
但是從我的角度看，精英文化對痞子的批判，表面上看似批判，實際上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教訓人的口吻，是主流文化制定的一種口味。
原來的主流文化的口味不行了，它就一定要在大衆文化中也在學院派文化中尋找支持，讓這兩種東西重新包裝自己，所以他們是合流的。
但他們對痞子，開始把它硬說成是大衆文化，"後現代"來了，他們又把痞子文學剔除了，從大衆文化中剔除出去以後，擱在哪兒去呢？不又回到了反主流文化上去了。
所以我自己不知道怎麼說，我總不能從大衆文化中逃出來跑到學院派那裡去吧，他們把我歸入他們一夥了？我不信。
實際上我和他們很不一樣。
在我真的把自己從大衆文化中剝離出來後，我就該看清楚自己的位置。
他們對我的批判照樣繼續，那就隻好讓它繼續了。
而我清醒地覺得自己有點兒可笑，可笑在哪兒呢？我也加入進來批判大衆文化了。
在這點上，我就等于又跟他們合流了。
但是我覺得現在大衆文化與政治文化合到一起了，構成主流。
學院派把精英文化擱在主流文化之外，就容易和我現在的立場合在一起。
跟他們合在一起，我覺得是貌合神離，接近于各懷鬼胎了。
反正我覺得大家批判的對象其實是相似的，或者說是同一的，但這并不影響大家互相紮針兒，互相潑冷水。
下絆子。
一個最常用的說法就是大家都在忍受一種忍無可忍的勾搭。
某某與權力勾搭，某某與大衆文化勾搭。
某某與精英們勾搭，這其中交叉着膩歪着，幾近于三角和亂倫的大雜燴，眉來眼去的，打是親罵是愛的，我怕的就是被不明不白地攪到這渾水裡。
但我承認，我當年勾搭時的媚态也不比他們更雅，也許要更俗。
比如同樣是對大衆文化的批判，他們要說他們的批判更有意思，他們是正宗，是學院訓練出的精英，是盟主的那種風格。
所以我現在樂意看我的這種東西，它完全是我個人的東西，我為了在批判大衆文化時不使我的看法和他們合流，我同時還要和他們作對，其實在對大衆文化的觀點上，我很同意他們的一些看法，在就事論事方面我同意他們的一些看法。
老俠：既然你與學院派在批判大衆文化方面是一緻的，為什麼不能同流合污呢？你是否還對他們心懷嫉恨？剛才問你，你不是說從未有過嫉恨嗎？
王朔：對學院派我的想法和看法已經說清楚了。
我和他們沒有個人恩怨，對抗出在他們當了幫兇還自以為很聖潔，很有資格教訓别人，普度衆生。
他們不知道，我知道。
過去我不願直接告訴他們他們是什麼，隻是與他們開玩笑，現在我要直接告訴他們，他們對大衆文化裝孫子。
他們就是俗，學問再大也是俗，與他們的俗相比，大衆文化隻是小俗，他們才是大俗。
相比之下，迎合大衆的錢包就是小俗了。
當然這個話不是說我有閑時間了這點事就非說不可，我要一寫小說就什麼也不說了。
但是有好多東西我覺得我早就說了人家聽不見。
所以對我來說，我當初并沒有意識到我是沖着他們說的。
我從根本上就不喜歡大衆文化那個東西，不願與他們套近乎。
但那時我非要跟它同流合污一陣兒，弄成個大衆文化中的寵兒。
但我不會永遠跟他們同流合污。
就是說，我跟你同流合污時，當然要好處，那陣子要好處，當然要乖點兒。
後來我覺得開始有點兒跌份、減分了，我就不再膩歪着了。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兒。
對我來說沒有那麼個過程，我可能還認不清它的面目。
可能我這人無恥就無恥在這兒，我玩了一通得了好處就不再混了。
現在我敢說，那種同流合污對我來說就那一次，我知道它有一種舒服的表面行為方式就夠了，那種表面的舒服是不可否認的。
一個人光堅持寫作是不成的，那很寂寞。
其實他們沒什麼可幹的，工作量也不大，又不用那麼認真創作，很容易混迹。
但是你要說你自己寫作，你要真不喜歡幹這個，硬着寫，那真的沒法寫。
你覺得累人，天天自己跟自己較勁有多累，這種極端的姿态不是誰都能堅守的。
其實我現在的骨子裡面是有無恥的東西，但更多的是一種終于可以從容地做一回自己的感覺，當然，這個詞兒就是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