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的了。
港台歌曲裡常有這類話："終于做回自己。
"真要能做回自己是一種痛快。
老俠：九十年代的大衆文化開始鋪天蓋地了，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把許多作家給裹挾進去，作家的成名和影響不是靠評論，而是靠知名導演改編他們的小說。
比如像劉恒、蘇童、餘華，都是靠改編膨脹起來的，你也是其中的一個。
張藝謀最牛的那陣兒，一聲令下，居然會有幾個知名作家為他寫關于武則天的劇本，電影的誘惑實際上是名聲和利益的誘惑。
有的人，能靠張藝謀的改編平步青雲。
比如說長春的那個述平，張藝謀用他的小說拍了《有話好好說》，他一下就紅了。
王朔：現在述平跟着姜文平。
他很能寫。
其實張藝謀現在不靈了，他推作家的那種能力從餘華的《活着》之後就沒有了。
老俠：述平現在不僅混迹于北京的影視大腕兒之中，還當上了吉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你在影視圈混得有頭有臉，就是沒混上個某某協會的主席、副主席什麼的。
出名、賺錢、做官三不誤。
而你隻有前兩項。
王朔：你覺得挂個名有意思嗎？
老俠：你是中國比較早的"碼字兒"個體戶，一直自食其力，是非體制的作家，不但養活了自己和家人，還養得不錯，混成了"體面的中産階級"。
而學院派大多數是吃皇糧，靠體制的工資和頭銜養活着。
多可悲呀，他們抱着體制内的飯碗不放，生怕這個飯碗給砸了（現在的體制内的鐵飯碗變成瓷飯碗）。
他們都不能在經濟上為自己混出一種起碼的獨立地位，還有什麼資格去指責自食其力者的媚俗。
現在，我們這兒的名作家也與學院派一樣，大都有個單位挂靠着，有一個處級。
局級的待遇。
他們是雙重寄生者，得益于吸體制外又依靠着體制内。
依我的選擇，甯要一百個自食其力的媚大衆的作家，也不要一個捧着皇糧飯碗的優雅學者和著名作家。
對了，忘問了，你現在也混成了作協的會員了吧？
王朔：我是會員。
但在經濟上沒有任何關系。
領了個作協的會員證，至多可以去外地炫耀一番。
但事實上，我從未用這個證去炫耀過。
老俠：你的這張臉比會員證好用。
王朔：那你是說我拎着張老臉四處招搖了。
老俠：差不多。
起碼我在電視上見你招搖過幾回。
但你那張臉在電視中并不智慧。
也就是一張媚俗的臉，臉部肌肉的運動還算正常，沒誇張到擠鼻弄眼兒咧嘴或做深沉的地步。
王朔：不讓人惡心得吐出來就行了。
老俠：現在說起來，你感覺自己已經從大衆文化中退出了。
我覺得退出大衆文化就是退出主流文化。
從電視劇《渴望》開始，大衆文化實際上已與主流文化合流了。
王朔：我在大衆文化中時就已經特别明确了。
我們當時就有一個很明确的口号叫作"二老滿意"，"二老"，一個是老幹部，一個是老百姓。
這不是明的嘛，它一開始就是這樣。
每次搞一個片子前就有這種要求，個人的追求隻能在這個口号範圍内，這是非常明确的。
港台進大陸也遵守這個遊戲規則，我跟他們合作過，他們也飛不到哪兒去。
港台的來大陸也有兩條，第一是該尊重的要尊重，第二是該堅持的要堅持。
實際上是堅持以尊重為前提，而一尊重了，即便還硬撐着，也堅持不了什麼了。
大衆文化從來都是這樣，尤其像影視劇這種，它投入大，它要有一個最廣泛的最完全的認可。
社會上也都知道，堅持的結果就是個死。
我們後來搞了兩個電影，搞一個斃一個，投資方就先項不住了，因為它的成本太大，反抗或堅持的成本就更大，沒有人能頂得住，如果投資商不為賺錢光讓你搞得痛快就行，那樣還能做點兒自己的東西。
但沒有一個商人會這樣。
商人本身總是希望找到一個合适的機會，他決不喜歡你亂來，你一亂來他的機會就可能失去了。
所以用中國話說，就是要對安定團結有好處，影視劇在這裡要起到安定團結的作用。
老俠：中國人都窮怕了，一亂了那股殺富濟貧的勁兒太猙獰。
現在許多人都把自己的後路弄好了，在國外買份産業，弄個居住權。
你想過去國外定居嗎？也為自己的退路想好招了嗎？
王朔：想過。
我老了恐怕也要去國外。
在中國，我給你說老實話，我覺得在這呆着沒有機會、沒有安全感，我從小就這麼認為。
我看到的一夜之間什麼全沒有的事太多了，劉少奇還國家主席呢，不就是一夜之間。
我覺得現在這所有的地位呀、掙的一點錢呀，都是特别虛幻的，說沒有就沒有了。
我在這兒有時覺得有機會，有安全感，但大多數時間我覺得沒有一個鐵的東西保護你，就是說你合法得到的東西是不是會非法地喪失的。
總覺跟做了夢一樣，你得到的一切就都沒有了。
其實我覺得一些人對财産這東西沒什麼放不下的，但有的東西是你必須考慮的，比如說孩子。
我從小沒有安全感，我當然希望孩子最後是安全的。
我覺得有錢人的顧慮是合理的。
好多有錢人在沒錢的時候，可以無所謂。
但是當你剛開始有點兒私産，有點私人的東西時，你的立場有時候就會被軟化，就會求一個态度，就有很多顧慮，你肯定不敢胡來。
在這點上我的看法是，看這個不安全到什麼程度，如果你怎麼做都是不安全的，那就隻能由着性子來，與其求一個片刻的安全，不如做一回自己。
退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