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八十年代之後，《今天》的詩人們，已失去了創造力。
江河、楊煉跟着阿城尋根去了，北島在八十年代就沒寫過好東西。
唯一堅守自己的人是芒克。
他與北島是《今天》的核心，最嚴峻的時刻隻有他倆頂了過來。
《今天》的文字不僅在觀點上，更在形式上突破了右派作家們的載道文學。
"朦胧詩"在理論上的辯護者是"三個崛起"。
八十年代北大的民間競選是又一批民間知識分子，他們成為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祈求政治向合法化的方向走的最早試驗。
後來這批人中留在國内的人又辦了民間研究所。
王朔：我記得，那時文學上還有一路子，全景式的大報告文學。
那時他們的勢頭非常強，好像代表改革派的最後呼聲。
老俠：八十年代的那種東西，咱不說它的觀念是否現代，現在看來那種救世主的腔調也有問題。
特别是中央台制成了《河殇》的專題片後，解說詞全是居高臨下式的說教，用朗誦式腔調字正腔圓地去念，給人的感覺像《聖經》的那種命令式的救世主姿态："上帝說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隻要這種腔調出現，似乎念的東西就是真理，絕對真理。
這個傳統來自夏青們的播音，一直到現在《焦點訪談》的主持人的教主式的面孔。
那時的文章，從文學到理論，大都是救世主腔調，人人都想當救世主，當教皇。
在當時，社會上有"四大青年導師之稱。
當時的"尋根文學"、"黃土地"系列的電影，也有這種俯視的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态。
王朔：我對學院派特别感興趣，它是鐵闆一塊嗎？放過洋的與沒放過洋、國内讀完博士的是不是有一些區别？ 老俠：八十年代的知識群體沒有明顯的分化，八十年代初的民間群體與體制内群體的區别，到八十年代中後期基本上消失了，民間群體除了極特殊的人，大都進入了體制内，都成了準官方的體制化的知識權力，但九十年代知識群體的分化特别明顯。
學院派與幕僚派之外，還有脫離體制的個體文化人，這些人在經濟上完全獨立，你是作家中最早的有影響的寫作個體戶。
其他的如歌星、影星。
但很快，這些人，包括你，又被整合進亞文化體制内——即逐漸豐滿成型的大衆文化的商業運作體制。
王朔：大衆文化體制這塊我比較熟，身居其中，深受其惠，也深受其害。
我特别想了解的是那些土博士洋博士土教授洋教授的區别。
老俠：九十年代的知識群體的分化，一批人下海經商，一批人漂洋過海，繼續學術的人很少。
而且，九十年代知識界的最大特點，就是經濟學成為顯學，取代了八十年代的文學、美學。
像胡鞍鋼、葉紹光這樣的洋博士，看準了宏觀調控時期決策者的所好，弄出個"國家能力報告"，從中西的比較
稱中國的财政現狀是強地方、弱中央，主張加強中央集權，提高國家提取财政資源的能力。
葉紹光後來與胡鞍鋼分手，把國家的财政能力及财政效率與民主制度直接挂鈎。
還有樊綱、盛洪、劉偉、鐘朋榮被稱為京城"四少"，他們的理論主要是為上層決策做理論論證的，還喜歡上電視作秀。
再有就是喝了美國洋墨水的崔之元、甘陽等"新左派"為代表，他們注重分配上的平等問題。
王朔：我看經濟學家大部分都是這樣。
老俠：對。
現在的經濟學家。
經濟學最緻命之處在于：面對如此混亂而不公正的經濟秩序，他們既沒有起碼的道義感又沒有超過政策之上的理論創新，不敢正視中國經濟困境的核心問題：産權的不明确和權力的無孔不久即權力的市場化。
自馬克思主義産生以來，美國一直有馬克思主義者，有左派。
他們也是基于分配不公而批判現行的資本主義體制，怎樣才能通過現行體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