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美國已有了完善的自由市場，而中國的市場剛剛起步，且被權力所扭曲。
因為自由市場以産權保障為基礎。
再說，市場經濟中的自由。
效率與分配的平等永遠是一個悖論。
沒法在要求自由和效率的同時，還要求分配的平等。
市場要求的是公正，而非分配上的平等。
王朔：誰跟權力的關系近誰就撿大的。
老俠：對。
在這類知識群體外，也有一批堅持學術自由取向的知識分子，秦晖、劉軍甯、雷頤、謝泳、汪丁丁、何清漣、朱學勤、朱大可等等。
何清漣寫了一本書叫《現代化的陷阱》，敢于觸及現實問題，敢于呼籲經濟學的道義關懷和人文精神。
由此引發了一場讨論。
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生活很清苦，有人甚至連教職都岌岌可危。
與那些遵命主義者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那些人依然是學術界的富翁。
王朔：你說學術上也有這種情況嗎——誰跟權力近誰的聲音就越響亮？ 老俠：肯定有，而且相當普遍。
這裡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幕僚型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聲音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權力的聲音。
厲以甯、胡鞍鋼、樊綱等等，他們的聲音會成為經濟學界的主流。
吳敬漣老先生是個例外，他也是幕僚型，但他堅持自己的獨立的批判性立場。
另一種是投其所好的跟風派，這是學院派知識分子的主體，不分搞什麼專業的。
學術界提出本土化、規範化，薩伊德的東方主義突然走紅，搞經濟學的盛洪、社會學的鄧正來、法學的朱蘇力，以及崔之元、甘陽等，甚至連八十年代先鋒文學的指導者李陀從美國回來後也成了民族主義者。
還有王一川、張法、王嶽川、張頤武這些以研究西方現代美學、後現代理論著稱的人，也長篇大論地談起"中華主性"與"中華他性"。
這些學院派知識分子的嗅覺極靈敏，嗅出點味兒就一擁而上，抓住東方主義，抗拒西方的文化霸權、語言霸權，這與抗拒西方的政治霸權、經濟霸權正好吻合。
幾個書商也趕上了這個潮頭，一本《中國可以說不》風靡海内外，據說這本書的策劃者之一張小波現在還在吃版稅。
王朔：聽說知識權力這玩意也是西方人提出的。
西方就沒有知識權力嗎？ 老俠：有。
提出知識權力、語言權力的人是法國學者福柯，他是一怪傑，具有極強的颠覆性。
當代西方的思想家，對人們影響最大的有三個人，提出"證僞理論"的波普爾，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還有福柯。
他是通過研究被西方哲學、史學。
社會學遺忘的東西，發現了知識權力以及一整套制度的，在福柯那裡，曆史的碎片成為西方對人的制度性控制的考古化石。
但中國的知識權力與西方不同。
西方的知識權力。
語言權力有着單獨發展的演化史，一整套獨立的知識系統以及知識權力的制度化（學院啦、研究機構啦、瘋人院。
醫院、保育院。
監獄。
兵營、工廠，以及生物學。
地理學、語言學……），越到現當代，知識、語言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系越間接、越暧昧，以至于知識及其制度成為獨立于政治權力、經濟權力之外的一大獨立權力。
而在中國，知識權力一向跟政治權力聯姻，從漢代的"獨尊儒術"開始。
王朔：中國的傳統中真的就沒有什麼好東西嗎？比如"四大發明"之類的。
老俠：孤立地看四大發明是好東西，但在中國文化的整體中。
結構中，好的東西無法升華、成熟。
指南針在中國用于測風水，但一進入西方的文化結構中，就變成了磁現象，不僅有遠洋的新大陸發現，還有法拉第等人的電磁學，一套完整的現代觀念和現代科學。
王朔：有一陣子新儒家大談東亞經濟奇迹，是由
香港的背後是英國，台灣。
韓國。
新加坡、日本的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