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是美國，自由主義世界的觀念、制度、技術、教育、市場才是東亞經濟奇迹的根本政力。
像日本，"明治維新"就是在"全盤西化"的口号下完成的。
二戰後的經濟起飛有賴于美援及美國的市場，日本二戰後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發生了整體性變化，美國人給日本人寫的憲法。
整體的結構根本轉變之後，日本本身的特性、儒家倫理才會發生積極的作用。
餘英時、杜維明等人都是在美國完成的學術訓練，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解釋用的也是西方的方法和概念。
餘英時論述中國佛、道教倫理的資本主義精神，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理論的應用而已。
不過是犄角旮旯東拼西湊地找些資料，論證明清兩代的中國資本主義的出現，根本沒有說服力。
餘英時無法用這種論述推翻中國古代沒有資本主義這一事實。
再如杜維明，和李澤厚一起倡導中國文化拯救人類，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我們抛開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究竟能不能保證一個學者的公正不談，我們想問，享受了全部自由世界恩惠的杜維明，為什麼不回到他懷戀的中國文化中來生活？大陸不行，還有台灣和香港。
無論是海外的華裔學者，還是國内的學院派，他們的本土化、規範化用的全是西化的方法與概念。
一種文化連整理自己資源的概念與方法都找不到，還奢談什麼本土化？！他們的語言也是譯文體的。
維特根斯坦說，選擇什麼樣的語言，就是選擇什麼樣的思維，選擇什麼樣的思維，就是選擇什麼樣的生存方式。
中國的傳統中找不到我們走向現代自由社會的理論支點，找不到方法，還有什麼資格大談文化重建？！比如北大法律系教授朱蘇力，這幾年專門談法治的本土化，說中國的鄉村有習慣法，靠宗族的權威解決糾紛。
并抓住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和一個叫什麼《山杠爺》的電影，來論證他的本土化。
多可笑，《秋菊打官司》本身就是張藝謀用最寫實的手法撒的一個彌天大謊。
中國的法律的根本問題是立法精神的問題，從古至今。
法等于刑。
沒有立法精神的根本轉變，其他的一切問題都是細枝末節。
作為法學專家，回避實質性問題，在枝節問題上搔癢，簡直就是昧良心。
王朔：我個人很早就離開了體制，當兵複原後什麼都幹過，結果幹什麼都砸，最後逼到了"碼字"上。
幹别的飯碗都成問題，但"碼字"居然有了飯碗，還混了個臉熟。
學院派的那些知識分子摔的是體制内的飯碗，要進入這個體制，要飯吃，而且混出點兒體面來，比如在單位，要是不奉承，那職稱、房子就沒你的，這些壓力都是很直接的。
老俠：有人講過一個笑話。
工廠裡提工資，一個鉗工因為沒給他提就罷工不幹了。
他每天來上班，不上車床，在車間的衆目睽睽之下，用油石磨他的三棱刮刀，誰問他什麼，他也不說話。
車間主任見了，心裡怕了，知道這人急了，怕出點什麼事，就想辦法補了個名額，給他提了。
這跟那些大學教授的鑽營、撕破臉皮、急了滿校園貼小字報、對罵，沒什麼區别。
老北大老清華培養了一批現代型的知識分子，後來經過思想改造和各種政治運動，他們就變得農民了，而且是狡黠的農民。
愛因斯坦曾說過："我不相信，高尚的為人态度，在大學和科學院城，要比默默無聞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鋪裡發揚得更好"
王朔：你剛才說到錢鐘書等人，提出做人的誠實問題，知識上的誠實和道德上的負責，我怎麼就感覺不到學院派知識人有這種東西。
老俠：知識上不誠實，道德上就不會負責任。
普通人不誠實決沒知識分子的不誠實的危害那麼大。
因為知識人宣稱"社會良知"。
實際上在學術界的背後有明顯的利益動機，他們的下作和小氣是掩飾這類動機，為點兒不大的利益就撒彌天大謊。
有些人的智慧就是小聰明、小計算、小陰謀、小陷講，用個堂皇的理由，隻為了撈半根稻草。
你之所以受到正統派與學術界的雙重圍剿，就一個原因，你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