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社會、進入群體關系和政治生活，制度的設計必須建立在這樣的假定上：每個人都是一個無賴。
人類在制度上所能做的，不是培養或塑造一種高大完美的善，而是盡可能地把人性之惡減少到最小的程度。
人類的制度不可能創造聖徒，但可以使人成為平凡的守法的講道德的人。
"防惡"就是最大的善，相反，由柏拉圖經黑格爾到以"揚善"為目的的制度設計中，"揚善"的社會實驗所造成的恰恰是最大的惡。
凡是企圖改造人性重鑄新人的政治制度，所帶來的隻能是人性的普遍堕落，集權體制崩潰後的道德真空，恰是新人理想的必然結果。
王朔：我們這兒也有過重鑄新人的試驗，而現在，遍地是無恥。
老俠：劉小楓的基督教路數，從對中國傳統的批判到對當代中國的批判。
但他還希望從傳統中挖掘出打通基督教與中國傳統的資源，他在《拯救與逍遙》中對屈原的論述就是此種嘗試。
但我以為，中國文化中根本沒有宗教情懷，沒有神秘主義，無論是楚文化還是後來的儒道佛，皆是實用主義的。
屈原的《離騷》是把楚文化的巫術性神秘性納入儒家的世俗道德的開山之作，他的詩中的神話成分，全部服務于君子美人和昏君小人的道德劃分，什麼意象代表正面的，什麼意象代表反面的。
中國的史官文化的詩文，特别糟的一點就是：把遠古的傳說和神話中的有原始生命力的東西、神秘的東西都變成了一種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禮儀注釋，結果豐富的象征變成了簡單的比喻，男女的情愛變成了"後妃之德"，人與自然的搏鬥變成了"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明君品德。
中國文人喜歡掉書袋子，引典故，那些典故都被先秦的史官文化注釋成統治者的意識形态，徹底閹割了開放的多重性。
《離騷》在中國詩歌史上開了一個惡劣的文以載道的先例。
楚文化被儒化了，仙女被貞女化了牌坊化了，各種自然現象被道德化了。
從屈原開始，"香草美人之類，成為中國文人以詩發牢騷的最得心應手的寫作技巧。
至于《天問》，則是中國知識人推卸責任的開山之作，問了那麼廣那麼遠的問題，無非是為自己的悲劇而追究外在責任，但就是不扪心自問："我應該負什麼責任？"這種"衆人皆醉我獨醒"的狂妄與自我美化，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征，直到現在仍然如此。
還有人說《天問》中有科學的預言，這不就跟有一陣子說《易經》中有系統論、控制論、現代足球起源于中國一個德行嗎？變着法強調，凡是世界上好的東西，我們中國古已有之。
王朔：牽強附會。
老俠：但是這些知識分子的圓滑幾乎成了一種本能的身體性反應。
無論他的理論有多莊嚴，一見到對他有用的人，碰上對他有用的事兒，眼睛的光亮度、臉上肌肉的運動、嘴角的細微的抽搐，全向着谄媚的方向聚集。
不要相信人說什麼，語言最具欺騙性。
我相信肉體的反應，言詞可以說謊，肌肉的抽搐說不了謊，除非他修煉到卓别林的表演水平。
像樊綱、陳凱歌這種大腕兒，搞經濟學引經據典，拍電影神聖莊嚴，但一上中央電視台，背的全是報紙，溜着呢。
甚至那張臉那種表情那種語調都是報紙，而且是頭版頭條。
這種人格極為怪誕。
原來我以為這是制度性謊言造就的雙重人權，後來福柯教給我一個詞，這叫"身體政治學"。
也就是無恥和溫順是血液中流出來的，不用刻意教導，不用事前彩排，他知道在什麼場合怎樣表演，本能的肌體反應。
過去常說，肉體是靈魂的牢籠，而我們這兒的人反過來了，靈魂變成肉體的牢籠。
靈魂一旦馴順了，就會變成肌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