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少年犯向高爾基說出了一些真相。
但他仍然帶着其他作家一起寫贊美勞改營的文章，說勞改營如何好。
索爾仁尼琴曾就此指責過高爾基。
我覺得僅就這件事，無論他在一些細節上多麼不合适宜，比如保護了某個知識分子啦，都是不可原諒了。
一個知識分子，世界知名作家，自稱代表良知，自稱"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你在這種大是大非的大節上一旦沒有了做人的誠實的底線，任何小修小補皆于事無補。
羅曼·羅蘭作為極權體制的極少的幾個外來見證人，卻在冷戰時期知識界一片混亂時，居然隐瞞真相，一隐就是五十年，你的底線就沒有了，再怎麼辯解皆無用。
小時候讀《約翰。
克利斯朵夫》還對他有點美好的記憶。
但一看了他那本五十年後才見天日的日記，這個人在我心中就被徹底pass掉了。
他死了，他的東西我不會再看一眼。
因為他做人已經沒有底線了。
王朔：是不是也有的人是一時糊塗。
老俠：那是兩回事。
一九四九年你糊塗，二○○○年再說糊塗受騙上當之類的就是借口了。
也有的知識分子會糊塗一時。
猛地碰上一種政治巨變，他就發蒙。
就像福柯，對西方的弊端看得那麼清楚，診斷得那麼準确，刺得那麼鋒利，但當伊朗發生宗教革命，霍梅尼在萬衆的頂禮膜拜中不費一槍一彈地坐上皇位，許多西方人譴責霍梅尼的政教合一的政權非人道，福柯卻激動得為其辯護，還跑到伊朗去親曆那時候的盛況。
他的叛逆心理扭曲了他的判斷力、洞察力。
還有我不理解的是，像福柯這麼反叛的大哲人，法蘭西學院那類地方是典型的知識權力的體制化，是他批判的對象。
他不該進那個學院，要那份榮譽。
但他進了，要了，而且在角逐這個位置的過程中，他對支持的人心懷感激，對反對的人恨在心裡。
這太讓我失望了。
還有海明威，就因為他請福克納為他的《老人與海》寫點什麼，福克納拒絕了，他就從此嫉恨福克納。
人類的弱點是相通的。
王朔：從名利的角度講，中國其實對知識分子的考驗不太多，沒什麼大錢，幾百萬幾千萬的，也沒什麼大名，像"布克獎"、"龔古爾獎"、"普利策獎"、"諾貝爾獎"等等。
你看人家郭沫若郭老，有人說他晚年痛苦，我去他家一看，那是個王府呀，要我坐在王府中痛苦，确實不好意思。
要是在監獄中還說得過去。
在監獄裡，那時候你要做出什麼選擇，說經過痛苦的掙紮之類我還信。
每個人必須身臨其境地去選擇，沒有進去，你根本不能說站在監獄中如何如何……郭老在那麼大的宅子，弄得像在監獄中似的。
反過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賤，這種下作就是天生的了。
現在也沒有什麼直接的過分的威脅，也沒有什麼大利，他們仍是這個樣子。
老俠：最可悲的是有許多比我們位置好的人，地位比我們高，影響比我們大，出來說幾句真話也閃不着腰身，但這些人就是沉默。
王朔：是被以前的噩夢吓壞了吧。
心有餘悸。
老俠：我覺得不光是他們本人的原因。
一是既得利益，吃人家的嘴軟、手也軟。
再就是這些人的子女。
我去一位導師家，他的妻子和其他家人的那種小心翼翼的保護，就像捧個價值連城的古董，生怕一不留神摔碎了。
對老人的一切，包括與社會的接觸，家屬們兒女們就橫在那兒，什麼人讓見、見多長時間，什麼人拒之門外，選擇是極為功利的。
他們拒絕這拒絕那，就是不拒絕某位市長、市委書記送個生日蛋糕，送個祝壽花糕，送副贊美的條幅……
王朔：這些家屬們像寄生蟲，靠垂暮之人幹癟的身體過活。
很可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