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俠：我記得你曾執導過兩部片子，一部是《我是你爸爸》，還有一個是《過着狼狽不堪的生活》，兩個片子都沒有通過。
看來，你與别人合着弄個電影劇什麼的還能播出，等你自己真想弄個什麼片子，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弄，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王朔：是啊。
我能退出來，我可以寫小說，誰管得着？我在裡面時最後弄得自己也沒勁兒了，太累，無聊，受委屈是活該倒黴我自找的，我最後出來是必然的。
一是自己内心中已經覺得沒勁了，二是有外力迫使你退出。
馮小剛當時就比較可憐，他沒有退出來，他就得吃這碗飯。
做導演的就是可憐，你要想适應這個社會，有飯吃，弄點兒錢花，那你就要投其所好，搞個賀歲片，票房成功，市場成功，也給咱這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添幾分喜慶。
好，别有洞天了！那就繼續下去吧！
老俠：換句話說，在這兒當導演拍片子就是不能是你自己，必須變着法兒迎合什麼。
王朔：必須這樣。
在那過程中也許會有不舒服不滿足，覺得是不是可以拍點别的，但很難做到。
這些還在其次。
在與一些導演的接觸中，我感覺到他們有一種特别強烈的要生存下去的需要，就是說他們作為導演生存下來的欲望特别強。
而且，他們生存下來的成本大，不像我，沒什麼成本，一個人寫就成了。
他們的生存成本多大啊。
真的，很嚴酷的！一部片子砸了或通不過，你想拍下部片子就找不着錢，多少袅雄一晃而過，去年還紅得發紫，轉過年來，一炮沒打響，就下來了，作為導演的失敗。
拍一部片子難死了。
這種情況，隻有身處其中才能體會到那些制約的嚴酷。
你說的那種勇氣，到了節骨眼上，臨到了豁一下子，可能腦袋瓜子一熱，都能挺。
我不拍了成不成！但一時的意氣過後，自己就開始煎熬自己了。
一起混，人家都在拍片子，你卻拍不了。
你要堅持你自己你就拍不成。
那你隻能往後退，妥協！對那些拍迎合片子的導演，我從最同情的角度講，是被生活逼的。
當然，你可以說，咱不幹成不成？有的人就說：我就不幹這個就退了。
但我覺得，這種人挺少的，基本沒有，我能退出，是因為我原本就是寫小說的，有退路，要是我也沒有小說，我也很難說就那麼退出來了。
大部分都是沒轍的。
在這點上，我覺得，我退出來也很難對他們取得一種人格優勢，我不能跟人家說：你瞧我，幹不下去，我回去寫小說，他們往下幹，活受累吧。
因為人家可能真沒退路。
老俠：非要鑽進那個明明是迎合什麼的圈子嘛！說白了，不是生存問題，而是電影這一行所帶來的名聲與金錢的問題，實際上是利益。
想一個人活得沒有心理壓力，有口飯吃并不那麼難。
但要活得有個虛名和大把的金錢，在這兒除了投機取巧就沒有其他路好走了。
王朔：所以在這種條件下，你說電影能是個什麼東西，它不可能是個東西。
你要個性化也隻能是一種普遍要求中的畸形東西。
整個電影，所有的東西都是假的，虛幻的，自吹自擂的，就從九十年代以後，中國電影就沒有好電影，隻有極個别的地方。
局部的有閃光的地方。
現在大家都說陳凱歌的《刺秦》不好，我倒覺得還可以。
雖然他的想法一開始就是錯的，但是他還要自我堅持，想從中弄出點兒個性來。
這樣，他隻有在這麼個情況下才能堅持個性。
什麼情況呢？就是你想的要跟他的要求不謀而合了，《刺秦》裡就有弘揚中華民族精神的内容，正好與主旋律吻合。
當年我們的祖輩們就有一種慷慨赴死的精神，弘揚這種東西和咱們弘揚愛國主義莫名其妙地合在一起。
這樣的吻合可以搞出點兒自己的個性化東西。
人說張藝謀投機啊。
誰不投機，無非是投得好看、難看。
在某種程度上，可能都是投機。
老俠：你說像張藝謀、陳凱歌這樣的導演，是國内外的知名導演，都得過國際大獎，當過國際著名電影節的評委，人家還請張藝謀拍歌劇《圖蘭朵》，錢也是大把大把的。
何苦不拍一部自己想拍的東西？你覺得是不是當了名導了，他們就用不着……
王朔：怎麼用不着，我說這是沒有止境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