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魯迅如果是個基督徒，在他寫完《野草》之後，在他意識到自己在這個文化中社會中是唯一的孤魂野鬼，是匆匆的過客之後，他就再也不會回到世俗之中與庸人們糾纏萬。
他的《呐喊》、《彷徨》中的小說以及前期雜文，已經把中國人看透了，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背後是《野草》中的絕望，那種前面隻有荒涼的墳的絕望，他在這個文化中已經無路可走，處在一種"衆人皆醉我獨醒"的狀态中，但與屈原不同，屈原還相信明主，魯迅則什麼都不信，這種狀态就是在絕望中把自己看成唯一的絕望者。
他的前面也隻有三條路：自殺、走向與一切人為敵的唯我獨尊的狂妄。
面向一個更高的價值進行自找靈魂的拷問與對話。
在中國這種沒有超越的神聖價值的世俗大背景中，魯迅不選擇自殺，就隻能選擇唯我獨尊的姿态與世俗作戰了。
魯迅當時進"左聯"，既有道義上的原因，更有沉寂多時有機會做一回盟主的原因，他與"四條漢子"的論戰，表層是"國防文學"與"大衆文學"之争，實際上是"左聯"盟主地位之争。
他發現人家請他去"左聯"，不是讓他說了算，而是把他當工具用，他的那種"荷戟獨彷徨"的孤傲就必然指向任何他看不上的人和事物，在中國，以魯迅這樣的深度與天才，他眼中又能有誰呢？正是他這種狂妄導緻了他晚年的淺薄，也導緻他以後再一次作為工具、棍子四處開花。
如果魯迅心中有上帝，有敬畏，《野草》之後的他就不會再與庸人作戰，也不會把自己降低為庸人，而是會寫出類似聖澳古斯丁的《忏悔錄》或帕斯卡爾的《思想錄》那種超越勝的東西。
魯迅的悲劇也是整個中國知識界悲劇的縮影。
心中沒有超世俗的神聖尺度，沒有對這神聖的真正謙卑和敬畏，我們就會永遠掙紮在借迅是掙紮，其他人不是）或苟活在世俗的權力、金錢。
地位和名聲的泥潭中，永遠是急功近利的小聰明，不可能有智慧大悲們大道義大堅韌。
狂妄必遭天責，這種命運，連集道義、智慧、深邃和堅韌于一身的魯迅也無力幸免。
王朔：那我就覺得唯有悲觀絕望一途才能成全出一個像樣的中國人了。
再談到語言，我倒覺得現在翻譯體确實變成一事實了。
我看過一些文章說翻譯體真可惡。
它其實是中國人自産的一種文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