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星罪加一等，說他“谄賊釀患，欺君誤國。
”直接下獄論死，家人發配到廣西柳州衛所。
那會兒廣西還是遍地土司的蠻荒之所，移居過去對孤兒寡母來說是九死一生。
石星枯坐在京城的監獄裡，自己四十餘年的宦海生涯居然就這麼結束。
當年他在北京的旮旯裡翻出沈惟敬的時候，可沒想到這老東西會惹出如此之大的麻煩。
石星是個讀書人，不希望被押出去在衆目睽睽之下被砍掉腦袋。
他決定體面地結束自己的一生，開始絕食——他這次成功了。
數年前還風光不可一世的兵部尚書，就這麼活活餓死在了監獄之中。
很多人對石星在戰争前後大相徑庭的表現而驚訝，一個力排衆議堅決開戰的抗日名臣，為何會淪落成一個一味屈意媚日的主和派呢？
他們既高估了石星，也低估了石星。
石星對日開戰不是出于高尚的民族覺悟，對日和談也不是出于天生的漢奸賤骨頭，他這一切所作所為看似矛盾，實際都是有一個動機一而貫之——好官我自為之。
石星年輕時候以直言而著名，經過嘉靖、隆慶、萬曆三朝的磨砺，棱角已被磨去，他變成大明朝衆多碌碌官僚中的一員。
這些官僚最顯著的特點，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最好什麼風險都不出，一直到告老乞歸，衣錦還鄉。
六大部委之中，要屬兵部尚書最難做。
兵部負責的是打仗，隻要一打仗，就一定會存在風險。
當初石星被委任為兵部尚書，打心眼裡不願意幹，好幾次請辭都沒被批準。
如何規避風險，成了石星在任上的主要課題。
初期石星對日力主開戰，不是出自自己的判斷，而是因為萬曆皇帝力主開戰——緊跟皇帝的決策當然是最安全。
當時的石星，其實沒把日本當成多大的麻煩，不然也不會漫不經心地找一個市井無賴沈惟敬去負責和談。
在他的想象裡，這不過是一次中等規模的軍事行動，隻消明軍入朝打上幾場勝仗，記下幾筆功勳，就足夠了。
可是日軍的頑強遠遠超出了石星的預計。
宋應昌、李如松在朝鮮戰場表現不錯，可每一場仗都打得危機四伏。
作為兵部最高決策者，石星深知其中兇險，他不想冒着崩盤的危險繼續打下去，勝了固然好，若是敗了，他難辭其咎，風險太大。
懲于這種保守心态，和談成了他必然的、也是必須的選擇。
所以他的一切矛盾行為——對宋應昌态度的變化，對南軍态度的變化，對沈惟敬态度的變化等等——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同一個目的：風險規避。
因此即使沈惟敬的謊言漏洞百出，石星也不願意或不敢去多想，隻得這麼一條道兒陪着沈惟敬走到了黑……
石星不是個壞人，甚至不是無能之人，作為蕭規曹随的守成之臣他表現得很出色。
如果生逢盛世，石星也許可以安穩地做完兵部尚書，甚至進一步入閣。
他落得這麼一個結局，除了要歸咎于性格上的弱點以外，大概也隻能說是生不逢時吧。
現在石星死了，楊方亨、李宗誠等人受了懲處，孫礦、謝用梓、徐一貫等相關人員也各有處理。
而這起“封貢”鬧劇的始作俑者沈惟敬呢？
早在萬曆把石星革職的同時，他重新調整了人事布局，由蕭大亨暫時代理兵部事務，兵部左侍郎郉玠接替孫礦擔當經略一職，遼東布政使楊鎬擔任經略朝鮮事務，與李如松起名的回族名将麻貴擔任禦倭總兵官，各地調集人馬，準備二次援朝。
而邢玠走馬上任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捉拿沈惟敬。
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沈惟敬一直呆在釜山附近，有點風吹草動，便能立刻逃入倭營中。
一旦讓他投靠了日本人，朝廷最後一點臉面可就挂不住了。
當時明軍在朝鮮兵力不多，隻有駐守南原的遼東軍楊元和駐守忠州的南兵吳惟忠，其中楊元和沈惟敬比較接近你。
郉玠為免打草驚蛇，叮囑楊元要秘密逮捕之。
楊元接了任務，表面上若無其事，暗地裡開始暗暗跟蹤沈惟敬的行止。
他發現沈惟敬帶着一個三百多人的小營，隻在宜甯、慶州附近活動。
楊元決定先解除他的武裝，假借駐軍将領的名義，偷偷以移營、換防為借口，把他身邊的人更換一空。
其實沈惟敬在軍中毫無根基，楊元這麼做隻是為了預防萬一。
捉拿沈惟敬是頭等大事，不能有一絲疏忽。
日軍此時已登陸半島，開始展開作戰。
沈惟敬雖不知楊元到來，但多少聽到些北京巨變的風聲。
騙子天生敏感的嗅覺讓他惶惶不安，開始琢磨着投奔小西行長。
小西行長絕對是個講義氣的好哥們兒，他聽說沈惟敬在大明混不下去了，立刻派了柳川調信和五百名士兵，分坐九條船去接應。
沈惟敬看到日軍有接應，大喜過望，收拾收拾行李，悄悄離開宜甯駐地，朝着釜山逃亡而去。
這個動向立刻被楊元的眼線偵知。
楊元二話不說，率領六名遼東騎兵風馳電掣地追擊而去。
遼東軍别的不行，若比起速度，在東亞根本沒有敵手。
他們從南原星夜疾馳，一路追過宜甯十裡路的丹溪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