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遺餘力地贊美黑田諸将多麼勇氣十足，多麼骁勇善戰，多麼能在逆境中保持戰意。
這本身就暗示了一個關鍵問題：稷山之戰對黑田長政來說，确實是一場惡戰和苦戰。
與之相反的是，主筆者一提到稷山之戰中的明軍，則隻是淡淡地形容說“驚頓”、“敗走”、“不敢戰”雲雲，這恰好反證了明軍損失很小，小到一貫擅長誇大其詞的《黑田家記》都沒法吹牛，不然他們早就吹噓殺得明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了。
應了那句話，沒有态度，也是一種态度。
問題在這裡出現了，明軍到底有多厲害，能把一代名将黑田長政逼到如此地步？
無論講什麼戰鬥，總要先了解雙方兵力配制。
那麼就讓我們先看一看雙方參戰人數吧。
黑田長政的第三軍團在壬辰戰争時期的總兵力是兩萬五千人，經曆了戰争損失，再加上原屬三軍團的島津義弘被分出去獨立成軍，到了丁酉再亂開戰時總兵力下降到一萬人。
這一萬人裡，包括了黑田長政的五千人本隊，毛利吉成的兩千，還有島津忠豐、高橋元種、秋月種長、伊東佑兵和相良賴房的三千人。
丁酉再亂的日軍雖然仍以軍團區分，但大多數時候卻是随意調配。
全州會師以後，毛利吉成和島津、高橋、秋月等部沒有跟随黑田成政北上，而是分散到了全羅道和忠清道的其他幾路中去。
跟随在黑田長政身後的，隻有八軍團的毛利秀元。
按日方記載，稷山之戰毛利秀元隻趕上一個尾巴，因此參與九月七日戰鬥的實際上隻有黑田長政本隊，五千人。
黑田軍在日軍中也算是擅戰之軍。
他們打得如此悲壯，屢次發出敵衆我寡的悲鳴，那麼明軍數量應該遠在日軍之上，即使沒有日本人說的十倍那麼誇張，怎麼也得有一兩倍。
那麼稷山之戰在九月七日時的參戰明軍，到底有多少人呢？
參戰的四位将領中，解生麾下大同騎兵兩千，牛伯英帶的是薊鎮兵馬六百，頗貴帶的宣大騎兵三千，楊登山帶的宣大騎兵一千一百，總兵力是六千七百人，這個數字看起來大于黑田長政的五千人，好象很符合黑田家的記錄——但是不要忘了，這隻是這幾位将領入朝的總兵數，而不是前往稷山的人數。
《再造藩邦志》和《宣廟中興志》裡都記載，麻貴當時“夜挑選各營精壯兩千人，骁将十五人，使解生牛伯英頗貴楊登山領之，遣于天安而諸将莫知。
”而看解生所部到素沙坪後的舉動，可知這次行動本意是一次伏擊戰。
也就是說，麻貴派遣部隊至稷山是一次秘密行動，沒多少人察覺。
既然是秘密行動，肯定要掩人耳目，兩千人可以悄悄拔營而走，如果是六、七千人齊動，都多是騎兵，絕不可能不驚動旁人，尤其是朝鮮人，很難保證消息不會洩露。
不過，明軍真正抵達稷山的實際兵力，比兩千人要多。
因為解生、頗貴與楊登山是從漢城領命出發，但牛伯英卻是在八月底被派去接應從全州逃出來的陳愚衷的，一直駐留在公州、天安等處，沒有返回漢城。
他是在半路與解生所部會合，然後前往稷山。
也就是說，解生在九月初六的總兵力，大約是在兩千六百人左右。
在當天中午前後或者下午，李益喬、劉遇節前來支援。
這支明軍不是麻貴的嫡系，而是楊鎬從平壤帶過來的，總兵力是一千兩百九十人。
算上他們，明軍的總數達到三千八百九十人。
而在朝鮮方的記錄裡，數份記載都說明軍總兵力為兩、三千人。
我們再把明軍的兵力向最大的估算範圍靠攏些。
在南原失守以後，陳愚衷帶着兩千人從全州撤到公州，與牛伯英合兵一處。
楊鎬九月初三入漢城以後，把楊元、陳愚衷拿下治罪。
此時軍情緊急，不可能把這兩千人都叫回漢城，按照正常的程序應該是楊鎬派人行文到軍中，拿回陳愚衷，陳所部應該會暫時交給牛伯英代管。
這樣算來，牛伯英與解生會合的時候，他所能帶的最大兵力是兩千六百人。
當然，他很可能隻帶了一部分。
如果按最大兵力算，他與解生會合後的兵力為四千六百，再與李益喬合兵，達到五千八百九十人。
這個數字，應該比較符合常識。
在日軍數萬大軍面前，麻貴如果隻派兩千人前往阻截，未免太過兒戲。
他的真實意圖，應該是從漢城派出解生兩千，與孤懸在外的牛伯英兩千多人會師，再加上楊鎬派出的一千，這才有足夠的兵力與日軍周旋。
以往史料隻記錄了漢城出發的兵力，往往忽略了牛伯英所處的位置。
無論是兩千人、兩千六百人、三千八百九十人還是五千八百九十人，明軍的總兵力最少不過是黑田軍的一半不到，最多也隻是與黑田軍持平或多八百九十人。
現在，就讓我們按這個兵力部署再複原一下素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