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元大軍趕到，明軍不敢打，直接轉身跑了。
我們認為第二天戰鬥的實際情況，是黑田長政抵擋不住敗退，途中碰上毛利秀元的援軍，調回頭來找場子。
解生一看日軍幾萬生力軍撲過來了，遂主動撤離了戰場，把天安和稷山讓給了日軍。
日本人說解生在打完仗以後，過了三天送了一頭白鷹給黑田長政，向他乞和。
《毛利家記》寫的更懸乎，說明軍被日軍殺得四散而逃，不得不爬上山去。
面對日軍重圍，他們派人對毛利秀元說：“我們被派來援助朝鮮是奉命行事，跟你們沒什麼仇怨。
以後我們也不打了，把旗給你蓋個戳作為印記，放我們一條生路吧。
”毛利秀元于是在明軍軍旗上打了印記，放過了這些人——這些小故事迹近演義，頗具戲劇性，在我們看來，其實真假關系都不大。
整個稷山之戰，雙方各自的損失是多少呢？
綜合各方記載，日軍的傷亡人數約為五百人到六百人，近黑田本隊的十分之一。
明軍損失不明，但從解生等部在随後幾場作戰的活躍程度來看，傷亡不會很大，最多不會超過兩、三百人。
這個傷亡比例，比較符合騎兵對步兵的損失比，也比較符合明軍對日軍的損失比。
也許有人會覺得怎麼打了兩天傷亡才那麼點？事實上，冷兵器戰争中最大的傷亡多出現于潰敗發生後，真正在戰鬥中傷亡的人數不會太多。
随便舉個例子，漢将李陵帶五千步兵出塞，與匈奴十萬遭遇，激戰八天，殺傷匈奴萬餘。
算下來一天也就殺傷千餘，而且這還是漢軍大規模使用弩進行陣地防禦戰的結果。
那麼這場仗到底誰勝了？從戰術和數字上來看，明軍占據優勢，但從雙方的戰略目的來看，最終日軍占領了天安、控制了稷山，明軍被迫後撤，似乎日軍才是最後的勝利者。
以往許多史論者，都是持這一觀點。
這其實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
要知道，占領天安、稷山是手段，不是目的。
日軍的戰略目的是什麼？是北上漢城；明軍的戰略目的是什麼？是阻止日軍北上漢城。
黑田長政和毛利秀元在占領稷山之後，沒有繼續進軍，因為稷山大戰中明軍鐵騎給他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而黑田長政更是第二次在野戰中對上了明軍騎兵，前一次則是和李如松的碧蹄館大戰。
他對這一帶地形很熟悉，知道從稷山到漢城一路是少有的坦途，道路寬廣，地勢開闊。
若換在平時，自然是條好路，但在前面大明鐵騎的威懾下，他不得不重新考慮。
如果日軍北上，明軍騎兵可以在進軍途中輕松自如地來回馳騁，想戰則戰，想走則走，不受任何阻礙。
他們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發起攻擊。
按朝鮮人的說法，明軍騎兵稷山之戰中“槍槊電飛，馳突亂砍”“出入如飛”，那麼從天安到漢城這一百五十裡的寬闊大路，會不會成為大明騎兵的樂園、日軍的地獄呢？想到這個可能，黑田長政一陣寒顫，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絕不能北上。
日本人一直說，朝鮮戰争他們經曆過三次大戰：平壤之戰，幸州山城之戰，還有就是稷山（素沙坪之戰）。
足見是戰對日軍指揮官的影響之深。
于是結論就很明确了，稷山之戰的勝利者，是大明。
解生等将領在素沙坪的奮戰，成功地阻止了日本軍隊的繼續北上，安定了漢城軍心——事實上，稷山是丁酉再亂中日軍兵鋒所及的最北端。
從那以後，以稷山為起點，明、朝聯軍正式轉入反攻階段，下次再等到日本人越過稷山殺入京畿道，要等到幾百年以後的甲午了。
在本章結束時，順便說一個趣事。
稷山之戰的勝利傳到漢城，免于二度放棄漢城的朝鮮人非常高興，他們在記錄裡不吝用極華麗的文字來描述這場戰鬥。
可是，在這一片歡騰之中，卻有一個人保持着沉默。
誰呀？李朝的中流砥柱——柳成龍。
柳成龍戰後寫了一本《懲毖錄》，回顧整個朝鮮戰争。
這本書寫到丁酉年九月初的漢城危機時，隻寫了六個字：“賊從京畿還退”，對稷山之戰隻字不提。
對他這種行為，别說我們，連當時的朝鮮人都無法理解，《青野漫錄》充滿嘲諷地評論說：“楊鎬于我國有再造之功，而懲毖錄全沒其事，有若倭奴自退者然。
素沙之捷，塗人耳目，而猶以私怨沒之，此為成龍之大疵痛。
”
跟李如松合作時，柳成龍在《懲毖錄》避而不談實際困難，一味指責李提督怯懦避戰，甚至污蔑明軍在碧蹄館之戰中因日軍刀利而無一人敢前；跟楊鎬合作時，他又因為有私怨而故意隐其事迹，抹其趕赴漢城鎮壓人心功績，對稷山之捷更是一字不提。
跟大明前後兩位主官都鬧出别扭，又在自己撰寫的書裡故意抹黑或者無視，柳成龍在這事兒上，實在是非常不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