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生的稷山之戰和李舜臣的鳴梁海戰，是聯軍在九月取得的兩場關鍵性勝利。
稷山成功遏制住了日軍的攻勢，鳴梁則威脅到了日軍的補給線。
兩場勝利的影響疊加到一齊，讓日軍陷入既缺乏進攻的勇氣也缺乏對後勤信心的境地。
九月中旬的态勢，事實上對日軍相當有利。
全羅道已經大半淪陷，通向漢城的大門也已經洞開。
明軍的主力兵團尚未齊聚，而李舜臣的艦隊要形成戰鬥力還需要不短的日子。
可是日軍卻沒有趁機北上，他們占領了稷山以後，十分突兀地停止了一切軍事行動。
九月十四日，稷山之戰剛結束不久，左路軍在井邑——李舜臣曾經就職的所在——召開了一次會議，會議的結果不是乘勢北上，反而是全軍轉向南下。
井邑本來就在全州南面，你還繼續南走，說是去掃平全羅道，誰信啊！？
右路軍也好不到哪裡去。
楊鎬與麻貴為了防止日軍從另外一個方向偷襲漢城，派遣參将彭友德前往漢城東南方向靠近慶尚道的青山。
在那裡，彭友德沒碰到進攻的日軍，反倒碰上了撤退的日軍。
彭友德哪肯放過這個機會，率兵追擊。
雙方甫一交鋒，日軍就開始撤退，根本無心戀戰。
彭友德追殺了一陣，發覺日軍兵力太盛，遂停住了腳步。
這一戰雖然規模不大，但仍舊被明方稱為青山大捷，因為被吓退的對手不是别人，是加藤清正。
擺脫了彭友德的加藤清正在九月二十日退到了報恩岩，又遭遇了朝鮮軍鄭起龍所部四百人。
時值大霧，鄭起龍一通亂射，射到日軍十幾人，而加藤清正居然不是虎吼一聲沖入敵陣，反而“良久不敢動”。
鄭起龍趁機帶兵護送沿途朝鮮災民離開，兩邊各自退兵。
到了十月八日，加藤返回了出發地西生浦，黑田長政返回東萊，毛利秀元回到梁山，島津忠豐重返泗川，其他日軍将領也紛紛放棄占領城鎮，回歸駐地，繼續盤踞從順天到蔚山的沿海地區。
漢城之圍，不戰自解。
明、朝聯軍高層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一直到麻貴親自探訪了被日軍放棄的全州，這才确認日本人真撤了。
這肯定不是補給的問題。
日軍已經侵占了全羅道大部，尤其是攻克了順天以後，順天以南的麗水港也淪落敵手，李舜臣的小艦隊被迫退守到古今島，與日本隔羅老島相望。
他一時半會兒，還無法威脅到釜山。
更何況，日軍的戰線并不漫長，隻限在全羅道與慶尚道之間，運輸不會有太大壓力。
也不是天氣問題。
這會兒才九月份，離朝鮮嚴冬還有三、四個月呢，再說打下漢城過冬，豈不是要比退回去更好？
不是補給問題，也不是天氣問題，那麼日本人到底怎麼了？
從開戰到十月收縮，日軍的行動呈現出一個特别鮮明的特點——求戰欲望十分低下，變得暮氣沉沉。
日軍右路軍在初期通過巧妙佯動，繞過朝鮮軍的封堵直撲漢城，這在戰術上是一個精彩的戰例，但卻缺少了壬辰戰争一往無前的銳氣——如果是在壬辰時期，日軍根本不會把面前這點朝鮮軍隊放在眼裡，什麼佯動，什麼迂回，直接在地圖上劃一條直線，大踏步地擊穿敵人陣地就是了。
而日本左路軍的表現也是如此，他們隻會在南原這種十倍于敵的圍城戰中才會踴躍殺敵，似乎幾萬大軍簇擁在一齊才能讓自己不那麼害怕。
一旦碰到稷山這種雙方戰力旗鼓相當的戰鬥，日軍立刻開始叫苦連天，踟蹰不前。
一切迹象都在顯示，日軍大部分将領對于這場戰争已經厭倦了。
壬辰之戰證明，從戰略上擊敗大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他們之所以會再次渡海來到朝鮮，不再是為了功名利祿，而是為了敷衍秀吉老爺。
這也就能解釋，日軍為何制訂了一個隻涉及全羅、忠清、慶尚三道的作戰計劃。
他們缺乏進取心，淺嘗辄止，在稍微取得優勢之後迅速撤退——秀吉大人，我們打赢了一場仗給您長臉了，差不多就得了。
對于日軍出乎意料地退縮，明、朝聯軍完全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此時明軍還沒有完全集結完畢，因此楊鎬與麻貴非常謹慎，生怕是日軍誘敵深入之計，非但沒有追擊，反而嚴令諸部不得輕進。
這種心态可以理解，十幾萬大軍在占盡優勢的情況下突然撤退，換了誰當将軍，都要犯一下嘀咕。
于是明、朝聯軍在日軍撤退以後，慢慢地整軍，慢慢地前進，像蝸牛一樣伸出觸角，謹慎而龜速地試探着前方。
整個十月，日軍龜縮在沿海不動彈，聯軍則站得遠遠的，一臉警惕，戰略态勢基本恢複到了戰前。
最後打破這一僵局的是援朝明軍最高長官邢玠。
經過一個月的試探與偵查，他終于确信日軍退回沿海倭城，沒耍任何心眼。
這時候明軍也都集結完畢，糧草辎重什麼的也積儲得差不多了，有了一戰之力。
在這個時候，大明朝廷開始有了議論，說日本人狼狽逃回沿海，膽氣已落，邢玠、楊鎬、麻貴幾個人非但不奮勇殺敵，反而頓兵不前，是不是有什麼别的心思？這個指控太嚴重了，就算隻是言官胡說八道，也把前線的幾位大佬驚出一身汗。
萬曆皇也有點不耐煩了。
在萬曆二十七年，播州楊應龍的叛亂越演越烈，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進剿不利被殺，川貴震動。
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