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稅一直在收，因為即便有收支不平衡，即使隻以庫銀存量計算，以萬曆前期的庫銀結餘，應付起來也不是大問題。
其實明代朝野對朝鮮戰争抱怨不絕，最大原因有二。
一是絕大部分朝臣及清流都認為此事和明朝無太大關系，因此态度極其消極，一直到開戰，北京朝中也就萬曆和石星兩人是明确表态支持的，其他幾乎全是反對态度。
在這種情況下，錢糧不夠靡師耗饷的言論當然充斥了大明整個朝野。
再一個原因則是，萬曆朝“争國本”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爆發，導緻萬曆和整個外廷形成對立，于是形成了幾乎隻要萬曆支持和主導的，外廷和清流輿論就當然要反對，就說不好，至于真正的實際情況，沒多少人關心。
而當時記錄這一戰争的文人筆記，又大都出自與萬曆對立的清流一派，對朝鮮戰争的主流評價是什麼樣，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明一代，皇帝花錢是一直受外廷制約的。
如萬曆七年萬曆向戶部申請十萬銀給光祿寺，以備禦膳開支，結果被張居正打回，不但不批，還停了宮裡上元節的花燈和煙花費。
萬曆在張居正死後，開始向各地派太監征收礦稅銀，這事很有名。
萬曆收的這錢，是直接入内庫的内帑，是皇帝的私房錢，外廷管不了。
這其實是對外廷制約他花錢的一種反抗。
因為明朝時候，皇室除一些皇莊田産之外，并無其他專項财政來源。
如内庫的主要收入金花銀，其實不能算皇室專項用銀，因其來源是江南等地的田賦，也屬戶部管理的範疇。
一直到明末，戶部一直都可以也确實對此在進行幹預和管理。
曆代文人對萬曆征收礦稅銀的做法都大加鞭撻，說其橫征暴斂搞到民不聊生，那麼萬曆到底收了多少錢呢？這裡有兩種說法，一說是自萬曆二十四年到三十二年，總共收了三百萬兩；一說二十五年到三十四年，合計收白銀五百六十萬，金一萬二。
這兩個數字，低的年均為四十餘萬兩，高的數字也就一年收五十六萬兩白銀，金一千二百兩。
如果加上浮動的加權數，差異不大，應該是合理的均數。
這個數字很大麼？不算大，這事的性質按現在的說法，叫政治影響惡劣，社會輿論反應強烈。
萬曆真正搜刮的錢财數目，對明朝整個财政來說，其實倒并無太大影響。
我們經常看見的說其對經濟數十年的摧殘導緻了惡果雲雲，其源頭基本都來自明朝對萬曆怨念巨大的那些文人們沒經過計算的主觀臆測。
如搜刮億萬這種誇張的文學修辭記載，就更不用說了。
那麼，萬曆收上去的這些内帑，是幹什麼用的呢？
其實挺簡單，首先是用于皇宮吃飯和各種生活開支。
據邱仲麟先生對光祿寺宮膳底帳《寶日堂雜鈔》的整理和考據，發現除負擔整個宮廷所有人員含皇帝、後妃、宮女太監的吃飯問題外，萬曆還得請客。
如每天“外廷入内工作的翰林院官、文華殿官、醫官、教習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這些人的工作餐，也是要歸萬曆開支的。
以萬曆三十九年正月為例，宮廷膳食此項開支為一萬兩千餘兩，日均下來是四百二十一兩，吃飯人數為一萬人左右。
月人均一兩二的膳食，确實吃得比一般老百姓要好。
這其中，萬曆本人的消耗又是多少呢？《寶日堂雜鈔》的記載很清楚：“豬肉一百廿六斤，驢肉十斤，鵝五隻，雞三十三隻，鹌鹑六十個，鴿子十個，薰肉五斤，雞子五十五個，嬭子廿斤，面廿三斤，香油廿斤，白糖八斤，黑糖八兩，豆粉八斤，芝麻三升，青菉豆三升，塩筍一斤，核桃十六斤，綠筍三斤八兩，面觔廿個，豆腐六連，腐衣二斤，木耳四兩，麻菇八兩，香蕈四兩，豆菜十二斤，回香四兩，杏仁三兩，砂仁一兩五錢，花椒二兩，胡椒二兩，土堿三斤”——題外話，明朝皇帝可以吃到時鮮菜，譬如筍之類的，比那些不給吃時鮮的皇帝們要幸福。
同時記載裡還說“文華殿官周繼祖等四員酒飰二桌，每桌每日豬肉十一斤，雞一隻，菉筍一斤，香油四兩，花椒一錢，胡椒五分，豆粉四兩”，可見萬曆請客的工作餐标準不低。
我想明朝那些沒肉吃的清官們，尤其是家裡吃肉會成為朝廷新聞的海瑞，應該會很高興去吃這個工作餐。
這還是新年的正月裡，萬曆日均消費為四斤豬肉、一隻雞、兩鹌鹑、兩雞蛋和幾兩其他肉類，蔬菜是豆腐青筍香菇木耳等，主食為面食。
四斤豬肉……早飯節約點不吃肉，你總不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