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能捕獲更多的食物，更能避免成為其他物種的食物。
它們的後代會繼承其特性，經過幾千代的代際傳遞，這種沒有藍圖的繁育産生了現今地球上形形色色的生命形式。
在達爾文看來，生命不是通往天國的梯子，也不是塞滿了貝殼或毛絨玩具的展櫃。
生命是一棵向上生長分支的樹，從一個共同的祖先，演化出了地球現在和曾經存在的所有物種。
寄生生物在演化革命中的遭遇和在醫學革命中的一樣糟糕。
達爾文隻會偶爾思考一下寄生蟲，通常是在他試圖證明大自然難以證明上帝的仁慈設計的時候。
他曾經寫道：“若說創造了無數星球系統的造物主會在每一個星球上都造出無數蠕行的寄生蟲，那就實在是一種不敬。
[“若說創造了無數星球系統的造物主……”，DesmondandMoore，1991：293。
]”他認為對有關上帝的感性認知來說，寄生蜂是一種特别有效的解毒劑。
幼蟲從内部吞吃宿主的過程過于恐怖，使得達爾文寫下了如此的文字：“我無法說服自己相信，一個仁慈和無所不能的上帝會在設計姬蜂科（一類寄生蜂）時，明确表達出要讓它們在活生生的毛蟲體内進食的意圖。
”[“我無法說服自己相信……”，DesmondandMoore，1991：479。
]
然而，比起繼承他事業的幾代生物學家，達爾文對寄生蟲已經算是寬厚親切了。
後來那些人的态度不是善意的忽視或輕微的厭惡，而是徹頭徹尾的蔑視。
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這些科學家被演化論的一種特别形式所吸引，這種形式現已被推翻。
他們願意接受生命演化的概念，但認為達爾文通過自然選擇完成代際過濾的理論過于随機，無法說明他們在過去數百萬年的化石記錄中觀察到的趨勢。
他們認為生命有一種内在的驅動力，使得生命朝着越來越複雜的方向發展。
在他們看來，這種力量給演化帶來了目标[在他們看來，這種力量給演化帶來了目标，Bowler，1983。
]：從較低等的生物中産生更高等的生物——像人類這樣的脊椎動物。
這些理念的捍衛者中有影響力巨大的英國動物學家雷·蘭克斯特[這些理念的捍衛者中有影響力巨大的……，Lester，1995。
]。
蘭克斯特在演化論的伴随下長大。
他小時候，達爾文來他家做客，向他講述在太平洋小島騎海龜玩樂的故事。
他成年後有着龐大的身軀和略似查爾斯·勞頓[英國著名演員，曾獲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
被稱為有着臃腫又稚氣卻說變就變的娃娃臉，“千面人”。
]的肥胖面龐。
蘭克斯特是牛津大學的教授和大英博物館的館長，推廣達爾文的理論時偶爾會讓你覺得他純粹是在用身體力量懾服他人。
他讓周圍的人覺得自己無論在體形還是在心靈上都分外渺小，和他打過交道的一個人将他比作亞述人的有翅怪獸。
有一次他去谒見國王愛德華七世，國王随口說了點科學逸聞，蘭克斯特毫不客氣地說：“閣下，事實并非如此，您受到了誤導。
”
在蘭克斯特看來，達爾文的理論統一了生物學，高度的統一性在其他的任何一種科學中都意義深遠。
他對将他研究的科學視為趣味愛好的颟顸貴族毫無耐心。
他宣稱：“我們不再滿足于坐視生物學被嘲笑不夠嚴謹，或與博物學一樣受到輕易貶低，或因為它與醫學的關系而得到稱頌。
恰恰相反，生物學的發展是屬于時代的。
”理解生物學将有利于幫助後代擺脫各種各樣愚蠢的正統觀念，不管它們來自“自命不凡的小官僚、言語浮誇的公務員、任性狂妄的指揮官還是愚昧無知的教育家”[自命不凡的小官僚、言語浮誇的公務員……，Lester，1995：59。
]。
理解生物學将有助于推動人類文明向上發展，正如生命本身千百萬年以來的卓絕奮鬥。
1879年，他撰寫的論文《退化：達爾文主義的一個篇章》就闡述了他對生物學和政治秩序的如此看法。
這篇論文描述的生命之樹可不是達爾文心目中的野生叢林。
它看上去就像一棵塑料聖誕樹，枝杈從主幹兩側向外伸展，而主幹朝着天空越升越高，直到抵達最頂點的人類。
在生命崛起的每一個階段中，都有一些物種放棄了奮鬥，滿足于自己所達到的複雜程度——卑微的變形蟲、海綿或蠕蟲——而其他物種則繼續向上拼搏。
然而，蘭克斯特的這棵樹上還有一些下垂的枝杈。
有些物種不但停止了上升，事實上還放棄了已經取得的部分成就。
它們退化了，它們放任自己适應更輕松的生活，身體逐漸變得簡單。
對蘭克斯特時代的生物學家來說[對蘭克斯特時代的生物學家來說，Cox，1994。
]，寄生就是退化的必要條件，無論所寄生生物是動物還是單細胞的原生動物，總之它們都放棄了自生生活。
在蘭克斯特看來，最典型的寄生生物是一種名叫蟹奴蟲（Sacculinacarcini）的可悲藤壺。
它剛從卵裡孵化出來的時候，有頭部、嘴部、尾部、腿部和分節的身體，完全符合你對藤壺或任何一種甲殼類動物的期待。
然而它沒有成長為一種會自行覓食和為食物厮殺的動物，而是會去尋找一隻螃蟹，然後鑽進螃蟹的外殼。
一旦進入殼内，蟹奴蟲會迅速退化，甩掉體節、腿部、尾部甚至嘴部。
它會長出一整套樹根般的觸須，擴散到螃蟹的整個身體裡。
它會用這樣的觸須從螃蟹體内吸收營養，退化到了純粹的植物狀态。
蘭克斯特警告道：“寄生的生命一旦獲得了牢固的地位，腿腳、上下颚、眼睛和耳朵都會消失，而活躍、具有天賦能力的螃蟹就會變成一個卑微的囊袋，隻會吸收營養和産卵。
”[“寄生的生命一旦獲得了牢固的地位……”，Lankester，1890：27。
]
生命的躍升和文明的曆史之間不存在區隔，因此蘭克斯特在寄生蟲身上看到了針對人類的沉重警示。
寄生生物的退化“正如一個活躍而健康的人在突然得到一筆财富後時而有之的退化，或者正如羅馬人在擁有了古代世界的财富之後的退化。
寄生的習性無疑會以這種方式影響動物的機體組織”。
在蘭克斯特看來，瑪雅人已經退化，因為他們生活在先祖廢棄神廟的陰影之中，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歐洲人隻是輝煌的古希臘文明的暗淡仿品。
他憂心忡忡地說：“很可能我們都在随波逐流，在智性上日益趨近那種藤壺。
”
從自然到文明就如一條不間斷的河流，這意味着生物學和道德可以彼此互換。
蘭克斯特時代的人們開始抨擊自然，然後反過來以自然為權威來抨擊他人。
蘭克斯特的論文啟發了一名名叫亨利·德拉蒙的作家，他在1883年出版了一部暢銷的醒世著作——《精神世界中的自然法則》。
德拉蒙宣稱寄生“是自然界最嚴重的罪惡之一。
它違背了演化的法則。
你應當進化，應當将你所有的能力發展到極緻，你應當達到你所屬物種可想象的最完美的至高狀态——從而使得你所屬的物種變得完美——這是大自然首要也是最高的戒律。
但寄生生物不為它所屬的物種着想，也不考慮其外形或形态的完美。
它隻想要兩樣東西——食物和住所。
如何獲得這兩者則并不重要。
它們的每一個成員都過着自己的生活，那是一種孤立、懶惰、自私和倒退的生活形式”[德拉蒙宣稱寄生“是自然界最嚴重的罪惡之一……”，Drummond，1883：319。
]。
人類也沒有區别：“靠投機暴富的個人，有錢人的後代，繼承權的犧牲品，依附于他人生活的人，貴族的扈從，集市上的所有乞丐——他們全都是活生生的、不會撒謊的見證者，向我們證明了寄生法則不可更改的懲罰。
”[“靠投機暴富的個人……”，Drummond，1883：350。
]
早在19世紀末之前，就經常有人會被斥為寄生蟲，但蘭克斯特和其他科學家賦予這個比喻前所未有的精确性和明晰度。
從德拉蒙的滔滔雄文到種族滅絕言論隻有一步之遙。
你不妨看看他關于一個物種可想象的最完美的至高狀态與以下言論是多麼接近。
“在為每日口糧争鬥的過程中，虛弱有病和意志薄弱者都會屈服；而在雄性為雌性争鬥的過程中，隻有最健康的個體才有權利和有機會繁殖。
鬥争永遠是促進一個物種的健康和抵抗力的手段，因此也是促使其向着更高處發展的動因。
[“在為每日口糧争鬥的過程中……”，Hitler，1971：285。
]”寫下這些話的人并不是進化生物學家，而是一個卑鄙的奧地利政客，他後來殺害了600萬猶太人。
阿道夫·希特勒的理論基礎是某種混亂的三流進化論。
他将猶太人和其他“退化”種族想象為寄生蟲，進一步将他們視為對其宿主（雅利安種族）的健康的威脅。
維護種族的健康進化是一個國家的職責，因此必須消滅宿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