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的寄生蟲。
希特勒采納了寄生蟲比喻的每一個隐秘轉折。
他描繪猶太人的“感染”過程，聲稱猶太人擴散到了工會組織、股票市場、經濟運行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宣稱，猶太人“僅僅是也永遠是其他民族體内的寄生蟲。
他們時而離開先前的生活空間，但那與他們的自身目标無關，隻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被他們所剝削的宿主國家驅逐出境。
猶太人的擴散是一切寄生過程的典型現象；他們永遠在為自己的種族尋找新的進食地點”[“僅僅是也永遠是其他民族體内的寄生蟲……”，Hitler，1971：304。
]。
在馬克思和列甯看來，資産階級和官僚階層同樣是社會必須根除的寄生蟲[在馬克思和列甯看來，Brennan，1995。
]。
1898年，社會主義得到了一個非常精妙的生物學闡述，一個名叫約翰·布朗[約翰·布朗領導了美國南北戰争前夕的反奴隸制的起義——約翰·布朗起義。
此次起義慘遭鎮壓，連布朗在内有七人被俘。
約翰·布朗在臨赴絞刑架之前，揮筆留下了最後的遺言：“我，約翰·布朗，現在堅信隻有用鮮血才能清洗這個有罪國土的罪惡。
過去我自以為不需要流很多血就可以做到這一點，現在我認為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
”]的宣傳家寫了一本書，名叫《論寄生财富或貨币革命：緻合衆國人民和全世界勞動者的宣言》。
他控訴全國四分之三的财富集中在百分之三的國民手中，富人吸走了全國的财富，他們所保護的産業以全國人民為代價而興盛發達。
他在自然界找到了敵人的忠實寫照：寄生蜂在毛蟲體内的生活方式。
他寫道：“這些寄生蟲以其與生俱來的精緻而殘忍的方式，蠶食不情願但無能為力的宿主的活生生的身體，它們會避開所有的關鍵部位，延長宿主在死亡前受到的痛苦折磨。
”[“這些寄生蟲以其與生俱來的精緻而殘忍地方式……”，Brown，1898：162–163。
]
寄生蟲學家有時也會在污名化人類寄生蟲的事業中助一臂之力。
至1955年，知名的美國寄生蟲學家賀瑞斯·斯頓卡德在發表于《科學》期刊上的一篇論文中繼承了蘭克斯特的遺志，論文題為《自由、束縛和福利國家》[《自由、束縛和福利國家》，Stunkard，1955。
]。
他寫道：“由于動物性習性和行為模式的研究對象是動物，因此通過研究其他動物得到的規律也适用于人類。
”所有動物都被對食物、栖身之處和繁殖機會的需要所驅使。
在許多情況下，恐懼會驅使動物放棄自由，換取某些安全措施，結果導緻其陷入了永久性的依賴。
在尋求安全的動物之中，最明顯的範例無疑是蛤蜊、珊瑚和海鞘之類的動物，它們會把自己固定在海床上，過濾流過的海水并獲取食物。
然而沒有任何生命形式能與寄生蟲相提并論。
在生命的發展史上，時常有本來能自生生活的生物體放棄自由成為寄生蟲，以逃離生活中的種種危險。
于是演化帶領它們走上了退化的道路。
“假如其他的食物來源不夠充足，還有什麼比以宿主的身體組織為食更輕松的呢？衆所周知，習慣于依賴的動物總會尋找最輕松的出路。
”
在說到寄生生物的這條法則如何适用于人類時，斯頓卡德的表達有點含糊其辭。
“它或許适用于任何生物群體，筆者指的并不僅是政治實體，盡管可能會有某些暗示。
”寄生蟲在徹底放棄自由的同時，進入了斯頓卡德所謂的“福利國家”——在這個比喻意義上來說，縧蟲和羅斯福新政幾乎沒有任何區别。
寄生蟲一旦放棄了自由，就極少會努力重新獲得自由；相對地，它們會投入全部精力制造新一代的寄生蟲。
它們的創造力隻會體現在五花八門的繁殖方式上。
吸蟲會在代與代之間輪換形态，在人類體内有性生殖，在螺類體内無性繁殖。
縧蟲每天能産下100萬顆卵。
除了瘋狂繁殖的吃福利的家庭，斯頓卡德的腦子裡還能想到什麼呢？他寫道：“這麼一個福利國家隻為那些幸運的個體存在，他們是受上天寵愛的少數，能夠哄騙或迫使其他人提供福利。
妄圖什麼都不付出就得到一切，這種不勞而獲的陳舊念頭，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持續存在，它是引誘和誤導無知者的諸多幻象之一。
”
文章寫于1955年，斯頓卡德代表的是演化論陳舊诠釋的垂死掙紮。
在他抨擊領取免費食品券的窮困者是寄生蟲的時候，其他的生物學家正毫不留戀地抛棄他這種科學觀的整體基礎。
他們發現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在細胞内以DNA的方式攜帶遺傳信息，DNA是一種雙螺旋的化學分子。
基因（DNA的特定片段）攜帶着制造蛋白質的指令，而這些蛋白質能夠構成眼睛、消化食物、調節其他蛋白質的制造和完成數以千計的其他任務。
每一代生物都會把DNA傳給下一代，在過程中基因被打亂，形成全新的組合。
有時候基因會出現突變，創造出前所未見的遺傳密碼。
這些生物學家意識到，演化的基礎不是某種神秘的内在力量，而是基因和基因随時間流逝的崛起或衰落。
基因提供了豐富的變化，自然選擇保留了特定的種類。
随着基因的起起落落，新的物種被創造出來，新的身體被改造出來。
由于演化基于自然選擇的短期效應，生物學家不再需要演化的内在驅動力，不再将生命視為一棵塑料聖誕樹了。
寄生蟲本該從科學理念的轉變中受益，它們不再是生物學的落後賤民了。
然而，直到20世紀中後期，寄生蟲依然無法逃脫蘭克斯特所給予的污名。
這種蔑視态度在科學界内外都持續存在。
希特勒的種族神話已經崩潰，還相信要根除社會性寄生蟲的人為數極少，而且都是邊緣團體，例如雅利安光頭黨和小國獨裁者。
寄生蟲這個詞語也依然帶着同樣的侮辱語氣。
同樣地，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裡，生物學家認為寄生蟲隻是不重要的退化生物，盡管也是有趣的，但比起生命的盛會來說微不足道。
生态學家研究太陽能如何通過植物流向動物時，寄生蟲僅僅是個畸形的注腳。
寄生蟲所經曆的那一丁點兒演化，無非是被宿主裹挾着向前發展的結果。
即便到了1989年，動物行為學的偉大先驅康拉德·洛倫茲也還在書寫寄生蟲的“逆向演化”。
他不想稱之為退化，因為退化已經慘遭納粹濫用，于是創造出了“蟹奴化（sacculinasation）”一詞，詞源是蘭克斯特描述過的那種堕落藤壺。
他寫道：“我們在談到生物和文化時會使用‘高等和低等’的說法，我們的判斷依據是這些生物體系生來蘊含的信息和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知識。
[“我們在談到生物和文化時會使用‘高等和低等’的說法……”，Lorenz，1989：41。
]”根據這個衡量标準，洛倫茲貶斥寄生蟲道：“假如我們根據退損的信息量來判斷寄生蟲的适應形态，就會發現損失的信息不但符合而且更加堅定了我們對它們的蔑視态度和内心感受。
成熟的蟹奴蟲沒有攜帶任何與其栖息地的特殊性和獨特性有關的信息，它所了解的一切就是它的宿主。
”和110年前的蘭克斯特一樣，洛倫茲認為寄生蟲唯一的用處就是警示人類。
“人類的特定特征和能力的退化，讓我産生了令人恐懼的低于人類甚至非人類的怪異想象。
”[“人類的特定特征和能力的退化……”，Lorenz，1989：45。
]
從蘭克斯特到洛倫茲，這些科學家都搞錯了。
寄生生物是高度适應環境的複雜生物，它們處于生命叙事的核心位置。
假如高牆沒有将研究不同生命形式的科學家隔開——動物學家、免疫學家、數學生物學家、生态學家——寄生生物也許會被更早發現它們并不是什麼惡心的事物，至少不僅是惡心的事物。
假如寄生蟲真的那麼軟弱和懶惰，它們怎麼可能生活在每一個自生生活的物種體内，感染數十億的人類？它們怎麼可能随着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使得原本能夠治療它們的藥物變得無效？它們又怎麼可能打敗疫苗，而疫苗已經征服了像天花和小兒麻痹症這樣的殘酷殺手？
歸根結底，問題源于一個事實：20世紀初的科學家以為他們已經搞清楚了一切。
他們知道疾病如何被引發，也知道如何治療一些疾病，他們還知道生命如何演化。
但他們不尊重他們不了解的事物的廣度。
他們應該牢牢記住斯滕斯特魯普的話，這名生物學家首先展示了寄生蟲如何不同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
斯滕斯特魯普在1845年寫下的話現在依然正确：“我相信，在這片遼闊的未知土地上，我僅僅大緻勾勒出了一個小區域的輪廓，我們還沒有探索過這片未知土地，對它的探索将帶來我們現在還幾乎無法理解的回報。
”[“我相信，在這片遼闊的未知土地上……”，Steenstrup，184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