嗎？你們夫婦的這種态度，連女兒都跟着遭受不幸啊！”
看樣子，這位年輕的學者無法容忍我過分注重家庭的态度[加重号為原文所加，下同。
——編者注]。
他還批評我說：“你把家庭與社會對立起來，把每一個個體都包裹在家庭裡，使他們從屬于雙親，所以，你這可是雙重的反動。
”他的批評完全是當年“全共鬥”[全學共鬥會議的簡稱。
1968年至1969年日本學生運動時成立的新左翼派以及無政府主義的學生組織。
——譯者注（本書注釋如無特别說明，均為譯者注。
）]式的語氣。
當我以康複的家庭的形式進行思考的時候，較為注重的是如何借此來支撐自己，對于這一點，我也進行過反省。
如果有人反問我：“你說家庭相當于自己的根據地，那麼沒有家庭的人該怎麼辦呢？”我也覺得自己目前還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我還收到過一個立志當作家的人的來信，他說：“文學不正是起始于對家庭的否定嗎？你應該好好想想太宰治[太宰治（1909—1948），日本著名小說家，“新戲作派”（又稱“無賴派”）代表作家。
原名津島修治，與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并列日本戰後文學的巅峰人物，作品尤以晚期的《斜陽》與《人間失格》為人稱道，被譽為戰後日本文學的金字塔作品。
]的名言：‘父母應該比子女更重要！’”我常常受到這樣的指責，但我不得不承認自己是離不開孩子的。
我每天都和光在同一個房間裡幹着各自的事情，聽着同樣的音樂；在興沖沖地去殘疾人職業培訓福利院接他回來時，為了彌補這一段分開的時間，一路上還不停地和他聊天。
這樣日複一日，我竟不知不覺地暗自認定了光需要我，沒有我他就無法正常地生活，當然這話我很難說出口。
我現在才發覺，光靠着自己的意志力一直在忍耐着、包容着這樣的我。
5
回顧我六十年來的人生曆程，除去幼兒時期，對于我來說，與寬松的紐帶相吻合的人際關系最使我感覺舒适，這也是我的性格使然。
我從未參加過任何黨派，但是常常以自由人的身份參加某個黨派或幾個黨派聯合舉行的集會遊行。
當然那些黨派都沒有要求我加入過，我也沒有提出過任何申請。
有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