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3%的女性曾與另一個女人有過至少一次達到高潮的性體驗。
雖然全國性的媒體對金賽的發現進行了大篇幅的報道，一些媒體作者依舊認為金賽比色情小說作家強不了多少，保守的《芝加哥論壇報》将其斥為“社會的害蟲”。
有些報紙認為報告結論會冒犯讀者，不讓該報告在新聞專欄中出現——《費城快報》就是其中之一。
還有的報紙本來要刊登，被宗教團體一抗議也就作罷。
雖然輿論亂象叢生，金賽的研究卻在科學界和學術界得到廣泛認同，還成了産科醫生威廉·馬斯特斯研究人體性反應的靈感。
對海夫納來說，報告證實了他多年的猜測——女人的性欲越來越強，而且他所屬的戰後一代正在默默反抗他們父母年輕時的道德标準。
海夫納幾乎是帶着感傷的眼光，将父母看成是維多利亞時代惹人憐愛的文物，嚴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生活軌迹固定。
他母親大概是最後一批處女新娘。
海夫納的妻子就沒有他母親的這種美德，或者說束縛，海夫納自己也對女性追求更多性體驗的潮流多少有些矛盾心理。
一方面他很歡迎這潮流，享受到了它的好處，打算盡量地多多利用；然而對米爾德麗德訂婚期間的出軌，他仍舊難過不已——這事讓她變得不那麼特别了，她已經為這潮流所污染。
也可能因為這事，他們的婚姻沒能守住大學校園裡浪漫的諾言，現在離婚看來是必然的了。
不光是海夫納覺得婚姻美好的幻象破滅了——米爾德麗德也這麼覺得，他們大學時認識的幾對年輕夫婦也是，現下各自離婚或分居。
海夫納那一代人中，有那麼多夫妻感到百無聊賴、坐立不安，愁眉苦臉地穿着灰色法蘭絨套裝，住在城郊的家裡，又太年輕，無法在循規蹈矩的50年代安頓下來，加入鄉村俱樂部，被那位乘電動車巡視高爾夫球場的老将軍會長所激勵。
很多在“二戰”中幸存下來的年輕人被戰争帶來的榮耀給寵壞了，成了浪漫的犧牲品。
對他們來說戰争就是場偉大的冒險，待征服的困難，是從鄰裡日常向國際大事的逃離。
但退伍後，他們對無聊的工作失望不已，對妻子也提不起興趣——他們中有些人是趁着戰時休假匆忙結婚，有些則是與女方經過互相負責、互相關懷的長期通信而結婚，這種關系在當時消除了士兵的孤獨，卻營造出了虛假的熟悉感和默契。
但對于女人來說，戰時如果不定時寫“勝利來信”簡直是不愛國的行為，信中要表達祝福和鼓勵，還有帶着愛意的謊言，女人們說着自己在家鄉多麼堅貞，海那邊的愛人也說着如出一轍的假話。
戰争在性方面解放了女人，特别是那些大膽進入擴張的美國就業市場，到工廠和辦公室裡工作的女人。
她們遠離了父母、親戚和社區教會的嚴格教誨，是第一批掙得和男性同樣工資的女性。
用這些錢，她們自己租公寓，約會不同的男人，了解到自己身上會讓金賽博士，或至少讓母親大驚失色的一面。
她們給心愛的男人寫信，與不愛的男人做愛，從種種不同的經曆和嘗試中，她們養成了寬容和理解的品性，進而導緻了對下一代的放任縱容，到了60年代，道德家開始譴責這些放任的父母。
但40年代人們對于戰争行為的熱衷，以及由此産生和容許的社會劇變，暫時替整整一代美國人貪圖一時之歡的性冒險和露水情事進行了開脫。
戰争制造了轟炸機和戰列艦，也制造了自己的道德。
盟軍的動機成為無上的正義，美軍空襲敵國城市前，連紐約的斯佩爾曼紅衣主教都會在飛機上灑聖水；戰亂區的外國女人窮得要命，急着拿自己的身體向美國大兵換些罐頭食品和香煙；華盛頓政府接近全能，打着國家安全的名義，讓媒體成了自己的喉舌，将轟炸廣島說成是神聖的浩劫。
要過許多年，媒體才會完全從對政府的輕信中掙脫出來，批判性地分析政府在冷戰中的陰謀、對亞洲事務的幹涉等。
“二戰”結束，美國的征服者地位也迅速完結，但還有幾千名來自小城鎮和城市出租屋的美國人沒來得及調整角色——這些年輕男人不再與曆史大事有聯系，慢慢地退卻到和平時期較為瑣碎的問題裡，退卻到私人的戰鬥之中。
他們将軍裝束之高閣，以紀念大洋那邊甜蜜的誘惑和情書、街上人們的歡呼緻敬；然後他們回到教室裡，成了超齡的學生，或者重新拾起以前的工作，而戰争時期女人把這些工作也做得很好，也許太好了。
對于這些人，這是個需要重新适應軍隊解散的時期，也是要承受盡快安定、拿房屋貸款、娶妻生子的壓力的時期。
很多人迅速且積極地進行了自我調整，憑着工具箱和在戰後經濟中的社會地位，他們突圍到城市的近郊和遠郊，頭一次開始熟悉剪草坪、市郊火車和馬提尼酒那令人麻木的愉悅感。
但海夫納這樣的人想要更多、更不一樣的東西，想在退役生活中尋找與市郊火車和凱魯亞克筆下彷徨道路所不同的道路。
海夫納不想背着過去的包袱前行，他想退回自身，重新開始人生，以自己獨一無二的方式活着。
他認為自己過去的人生是個錯誤。
他按規則來，結果輸了。
他出生在保守家庭，在學校裡守規矩，熱心參加活動。
退伍以後，他兩年半就讀完了大學，娶了他的校園甜心，有了孩子。
做漫畫家不成功，便做了一堆普通工作，在紙箱公司、廣告公司、百貨商場和三家雜志發行商那兒做過事。
現在，到了1953年，他隻剩下失敗的婚姻和一輛破舊的雪佛蘭車。
同年齡的人似乎都在平庸的企業裡未老先衰，海夫納卻重讀了爵士時代的故事，作者是他最喜歡的作家司各特·菲茨傑拉德，思索着生命的豐盛、閃亮的物品、與不同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品嘗愛情的瓊漿。
他想要财富、權力和聲望，又不想要與這些目标相伴而來的限制。
他考慮過無數種商業和愛情的冒險，在夜間散步的時候，看着芝加哥湖邊奢華的公寓大樓，看到他那些窗前的女人，他感到體内漲滿了青春的樂觀熱情，從前他在羅克尼影院做暑期工全神貫注看電影的時候，就有這種感覺——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就算夜遊時的熱情再高，海夫納也想不到，才過了十餘年，他就會擁有芝加哥最雄偉的摩天大樓之一——花花公子的兔子标識會高懸在37層的大樓頂上，俯瞰不遠處聖名主教堂的金色十字架。
這樣的事超越了他的想象，因為1953年夏天他設計第一期《花花公子》版式的時候，完全不知道同時代有那麼多男人有着同他一樣的夢想和欲望。
起初他覺得《花花公子》大概會有3萬名讀者，這還是拿到刊登瑪麗蓮·夢露那張著名裸照的許可後大受鼓舞的估算。
這張照片連同三張裸體照，是夢露1949年還在好萊塢一文不名時拍的。
當海夫納在《廣告時代》上看到這些照片的版權歸芝加哥城郊一個日曆制造商所有時，他立即駕車去了印刷廠，沒有預約就見了廠主，以500美元買下了他覺得最性感的那張照片。
照片上她躺在紅色天鵝絨的背景布上，毫不羞澀地看向鏡頭，半張着嘴，半閉着眼睛，而且什麼也沒穿，像她後來回憶的——“隻穿了電台的廣播”。
現在看來，500美元的出價真是太便宜了，但海夫納是當時唯一一個給日曆制造商報價的人，可能因為隻有他願意冒風險，在雜志上全版印刷電影女演員的彩色照片，其色情程度遠遠超過了藝術攝影雜志上那些一臉凝重的裸體模特。
購買夢露的照片之後，海夫納600美元的銀行貸款隻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