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也就不那麼配得上他曾經給予的敬畏和熱愛了。
更年輕點兒的時候，哈姆林曾考慮過當神父，他在教會的約束中感到自身變得高貴，在它嚴格的規章準則中感到安甯無慮，教會鑒明和懲罰罪惡時的把握和确信也令哈姆林謙卑。
雖然有很多限制，天主教至少在所有人類事物中表明了清晰的立場，它看起來絕對而且無所不知，而一個希望實現永恒救贖的教民，并不需要在這個混亂和殊途密布的世界裡找到自己的路——他隻需要虔誠地沿着教會清楚标明的道路走下去即可。
但在軍隊裡哈姆林的觀點改變了；在那兒他看到教會在戰争中變得不那麼超脫，變得尊崇國家主義，且更加放任縱容。
幾個世紀以來被認為是罪惡的行為，突然不再被教會當作罪來懲罰了。
天主教士兵周五可以吃肉，可以不望彌撒，可以不聽每周忏悔後的規勸。
主教祝福投炸彈的人；教會中的主事者和司令官結盟——确實，而且司令官比神父級别要高，後者穿着黃褐色卡其布罩袍向星條旗行禮；當軍隊将幾噸性感女郎畫報運往前線，為不能接近女色的戰士們提供替代刺激品，曾經對這類事那麼嚴厲監察的教會卻沉默了，沉默的背後是同謀。
雖然，鑒于戰争給社會和家庭生活幾乎所有層面造成的破壞性影響，教會的這種讓步毫無疑問是無法避免的，但哈姆林仍舊相信，戰時教會的世俗化确實暗中損害了衆多像他這樣的天主教軍人的宗教熱情；當他退伍後回到芝加哥的平民生活，他已不再被早先的熏陶、對罪惡狹隘的觀點和對“不聖潔的性”[在天主教中隻有婚姻内的性愛是聖潔的。
]的内疚感所支配。
适時地，哈姆林發現，他當編輯的那家出版公司分發各種各樣的月刊，其中有一本叫《現代男性》，裡面有性感女郎彩頁和探險類文章，還有一份裸體主義者期刊，叫《現代日光浴及衛生》，内有噴繪的彩照。
哈姆林的老闆叫喬治·馮·羅森，擁有所有這些刊物；最早和哈姆林成為朋友的職員是馮·羅森年輕的銷售經理休·海夫納。
盡管海夫納比哈姆林小四歲多，但他對自己這一生要做成什麼樣的事卻清楚得多，他已經決定不久就從馮·羅森的公司辭職，在自己創辦的一份雜志上試試才氣和運氣。
當海夫納向哈姆林描述他頭腦中構思的那種雜志，期望哈姆林能投資時，哈姆林饒有興緻地聽着，但最終斷定，雖然退伍老兵使戰後社會愈發自由，但要在全國範圍出版海夫納預想的這本在性方面如此大膽的雜志，恐怕還沒有足夠多的人做好出錢資助的準備。
幾年後，海夫納作為《花花公子》的創始人一夜暴富，哈姆林卻仍舊為通俗雜志做編輯和自由撰稿人，默默無聞地辛勞。
一天下午兩人在芝加哥友好地共進午餐；去餐廳的路上，海夫納自豪地讓哈姆林注意路邊停着的一輛優雅的新跑車，一輛自己剛買的古銅色卡迪拉克敞篷車。
哈姆林是開着他破舊的1941年産哈德遜汽車進城的，他對海夫納如此迅速地改變境況印象深刻，也有點嫉妒——海夫納不僅是富裕的出版商，還是《花花公子》的人格化身；盡管哈姆林知道自己的性情無法真正迎頭趕上他的朋友——比起追逐豔遇，他更喜歡晚上和妻子弗朗西絲待在家裡；而海夫納最近離開了他的妻子米爾德麗德，去追求單身漢永恒的歡愉，但他仍禁不住痛斥自己當初過于謹慎，沒有買《花花公子》的股份，現在它正在飙升。
因此午餐期間，哈姆林坐在餐桌對面，帶着愈發濃重的尊敬和接納傾聽海夫納；當海夫納表達出對哈姆林事業的關心，提議他也應該創辦一份裸體雜志，并補充說男性雜志領域還幾乎沒有被開發出來，有巨大的财富等着被賺取時，哈姆林下定決心是時候放下他一貫的審慎緘默了。
再次聽取海夫納的建議，一周之内哈姆林就聯系了帝國新聞公司的經理傑裡·羅森菲爾德，是他最初幫助《花花公子》負擔經費，現在正作為其全國經銷商賺得盆滿缽盈；羅森菲爾德贊同哈姆林創辦新雜志的計劃，承諾預先支付刊印所必需的款項，回報是授權他銷售該雜志。
于是，1955年11月，哈姆林創辦出《無恥之徒》雜志的創刊号；雖然它沒有《花花公子》那麼時髦，印的是黑白照而非全彩，但1956年末它的銷量也已經接近每月30萬本，在書報攤上吸引了足夠多的注意，從而招緻CDL的非難——而且它被郵局歸類為淫穢物品，郵局想要取消其二等郵遞優惠。
海夫納的雜志也被郵局裁定為淫穢物品；但是郵政檢察官沒有起訴銷量更好根基更牢的《花花公子》，卻決議拿《無恥之徒》小試牛刀，無疑是認為後者在法庭上更容易被打敗。
但在華盛頓，哈姆林在帝國新聞公司的律師事務所有門路，而亞伯·方特斯正是這家律所的合夥人；雖然在聯邦地方法院為《無恥之徒》辯護花了哈姆林1.3萬美元訴訟費，但郵政局長的起訴最終還是被撤銷——哈姆林得以仍舊以二等郵資标準郵遞雜志；而休·海夫納沒花任何訴訟費，《花花公子》就自動享有了同等優惠。
法庭上的凱旋和他因此在男性雜志領域獲得的名氣，令哈姆林激動萬分；當《無恥之徒》的月發行量逐漸達到50萬份時，1959年哈姆林開始進軍以性為導向的通俗平裝書市場。
他雇傭了幾個有才華又窮困的寫手，他們用筆名寫出數量驚人的快餐式淫亵小說，由哈姆林在“床頭書出版社”出版并大量銷售。
1960-1963年間，哈姆林把公司搬到聖地亞哥，他從那些裝幀俗麗的小說中獲利400萬美元，每一本小說都鼓吹一種淫蕩的曆險——盡管哈姆林使用的封面标題會奇異地喚起一種罪的情緒。
“罪”“恥”和“欲”這樣的字眼反複在新書名中出現：《罪孽相随》《欲壑難填》《恥辱商店》《罪惡耳語》《罪惡獄長》《恥辱市場》《激情女祭司》《罪人降神會》《閣樓異教徒》《河口罪人》《罪之奴仆》《欲池》《羞恥代理人》——這些書名也許直接來自芝加哥教區裡那些修女和神父的勸誡，他們都譴責性愛，哈姆林良心上還沒有完全逃離那裡；甚至在南加州奢靡的氛圍中，他個人也在抵抗小說中過度描繪的那些誘惑——這些小說他一卡車一卡車地發送到全國雜貨店和書報攤的後架上。
威廉·哈姆林和他在芝加哥時一樣仍舊是忠誠的丈夫、六個孩子的父親、衣着保守的商人，與制造領帶、空調或汽車零部件的商人沒什麼兩樣。
他60年代初在肉感多汁的三級小說生意中成為富豪，如果這件事有什麼值得贊譽的地方，那就是他拜休·海夫納所賜，明白美國即将迎來性出版業的黃金時代；他不久就意識到，數百萬像他一樣傳統的男人，從閱讀放蕩女人的事迹中間接得到快感，這些女人和他們選擇一起生活的妻子迥然相異。
哈姆林的典型讀者是隐秘的登徒子，有非凡幻想的普通人，他們的幻想在更加精巧、由紐約更大的所謂合法的出版商發行的感官小說中很難被滿足。
正當哈姆林冒險進入性平裝書市場之時，國家的反淫穢法案變得更加自由化了，要是沒有這個契機，他就不會富有起來。
最高法院在羅思案意見書中首次作出暗示之後，就變更了對淫穢的定義，不僅在1959年合法化了像D.H.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樣著名的小說，也包括很多二流作者和電影制作人、雜志和平裝書出版商的含有露骨性描寫的作品。
在接下來的兩個最高法院判例中，羅思案判決裡所蘊含的自由精神進一步擴展了：在1962年的“手冊企業公司訴戴”案中，法院判決幾本有同性戀導向的裸體男性“健美”雜志免于郵政部長愛德華·戴的遏制；在1964年的“雅各布斯訴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撤銷了下級法院對克利夫蘭劇院經理尼科·雅各布斯的定罪，他之前獲罪，是因為放映了藝術電影《戀人》，描繪的是一個百無聊賴的法國家庭主婦不忠的故事。
在雅各布斯案意見書中，法院點明強調了在羅思案中還是暗含的定義：電影或任何表達形式，不論其有何種涉及性或不道德的内容，都不可以作為淫穢物而被禁止，除非它“全然沒有任何社會意義”。
這個短語在1964年11月迫使伊利諾伊州聯邦法院撤回最近對喜劇演員倫尼·布魯斯的判決。
盡管伊州法院仍舊堅稱，布魯斯的夜總會的例行演出令人厭惡反感，卻不得不承認，他在舞台上讨論的一些題目還是有點“社會意義”。
最終，在1965年的“回憶錄訴馬薩諸塞州案”中，最高法院駁回了馬薩諸塞州司法部長愛德華·W.布魯克，他謹遵該州傳統，不斷地譴責和處罰《芬妮·希爾》這部小說，該書正是1821年在馬薩諸塞州率先被宣告非法的——布倫南法官的觀點占主導地位。
他表明一本書、電影或雜志隻有同時犯有以下三種罪過，才可以被歸為法律上所說的淫穢：必須勾起一般人對性“淫邪的興趣”；必須“顯然冒犯”一般成年人；必須“全然沒有可取的社會價值”。
鑒于很少有作品會是“全然沒有”任何可取之處，即便它淫邪又明顯冒犯，因此絕大部分可疑的期刊、照片、電影和書籍——包括數百萬本哈姆林的床頭書出版社平裝書——在60年代中期被允許在全國任何角落銷售。
但是，九名最高法院法官中多數有寬容的第一修正案傾向，并不意味着政府和下級法院中支持性審查的人在這段時期會停止騷擾和起訴要表達性愛的人。
恰恰相反，反“淫穢”的活動家們變得更加頑固和警覺；聯邦探員和市反堕落小隊（由教會領袖和像CDL這樣的公民組織支持）在整理對色情産品承辦商不利的證據時，變得更加深思熟慮、吹毛求疵，他們知道後者那些待遇優厚的律師們，或許會将所有下級法院的判決上訴到高等法院，而且如果必要，直達最高法院——他們希望能在一些法律技術細節上赢得逆轉，或創造性地解釋“淫穢罪”那措辭靈活可塑性強的定義。
因此郵政部增加了檢查員和“誘餌”信件寫手的數量，以此來更有力地對抗色情産品發行人。
“誘餌”信件寫手用假名和假地址回複露骨色情物品的廣告，這些郵政員工試圖設圈套，引誘色情産品發行人違犯“禁止通過郵件寄送淫穢物”的考姆斯托克法。
一個叫哈利·西蒙的郵政檢查員是“誘餌”們的主任，他在寫過的數百封信中用過幾十個假名——扮演羞怯的單身漢、上了年紀的鳏夫、大學生、小鎮農夫等，要求郵購商寄送露骨色情照片、“婚内輔助用品”和淫書。
這些信由西蒙的同伴們從全國各地寄出，其中很多信的回複地址欄中，寫下的是一個保守社區的郵局信箱，那裡有偏執的法官和思想正确、清教徒式的公民，從中可以選出一個有利的陪審團——聯邦檢察官們于是可以利用1958年的國會修正案，迫使性用品商人在任何收到他産品的地方出庭應訴。
即使政府的起訴是無力的，在遙遠城市裡長達數月的審判，也足以讓一個性用品商人陷入财政困境——也許破産，因為商人這段時間被禁止營業，收入的來源被切斷，還要支付不斷增加的訴訟費，以及與他同住的律師們的差旅費、住店餐飲費，更不說那些被迫和他一起應訴的職員所導緻的費用了。
道德社團和個人給國會議員寄去大量郵件，不斷告知他們色情作品蔓延開來的情況，人們投訴他們街區的雜貨店和書報攤被沒有任何可取價值的垃圾文學污染；最高法院也收到很多輕蔑的郵件，由于在自由表達和個人自由問題上縱容的裁決，以及似乎漠視保守家庭和教會組織的傳統，最高法院尤其成了美國右翼攻擊的對象。
自1953年厄爾·沃倫當首席法官的時代開始，最高法院就被各種各樣的派系诋毀，因為它判處公共學校裡的強制宗教實踐為非法，因為它廢除了學校裡的種族隔離，因為它約束竊聽行為，因為它降低了福利金受衆的居留年期規定，因為它規定聯邦囚犯如果在監獄裡受傷可以起訴政府，因為它禁止執法當局“不合理的”搜查和逮捕，因為它維護宣傳和接受避孕信息的權利。
在言論自由和性表達這一問題上，沒有哪個法官接到的嘲諷郵件會比法庭裡最教條的公民自由主義者——威廉·O.道格拉斯——更多。
道格拉斯法官拆閱這些信件——其中很多是學生簽寫的——的時候，經常發現精确相似的短語甚至是标點，使他推斷這些信是從學校或教堂的黑闆上抄下來的。
雖然大部分信攻擊他的法庭判決，但也有一些指責他的私生活和多次婚姻。
1963年，六十四五歲的道格拉斯法官第三次結婚，娶了一個20多歲的女子。
三年後，他會再次結婚，新娘還是20多歲。
在最高法院自1789年開始的漫長曆史中，一共隻有三次法官離婚的記錄。
三次都屬于道格拉斯法官。
威廉·O.道格拉斯1939年在羅斯福總統的推薦下加入最高法院，自那以來，他就代表着個人主義對抗專制勢力。
他曾經寫道：“憲法被設計出來是為了使政府不再壓迫人民。
”道格拉斯法官在保守派陣營引起的敵意，導緻他的對手三次試圖彈劾他，但都失敗了。
第一次發生在1953年，約瑟夫·麥卡錫議員引領的“獵巫”行動激發起歇斯底裡的反共産主義，這期間，道格拉斯為作為被告的蘇聯間諜朱利葉斯和埃塞爾·羅森堡夫婦簽署了一項暫緩執行令——不過他們那年晚些時候還是在電椅上死去。
第二次驅逐道格拉斯的呼聲，出現在他第三次離婚之後；另一次撤銷他職位的嘗試，是在他的書《叛亂要點》出版之後，衆議院少數黨領袖傑拉爾德·福特在彈劾決議書中認為，該書會引起“暴力、無政府的混亂和社會動蕩”。
格羅夫出版社的《常青書評》，一份向來大膽、常常配有色情插圖和故事的文學月刊，摘錄了道格拉斯這本著作的片段之後，傑拉爾德·福特站在國會大廳裡揮舞這份載有摘錄的《常青書評》；決議書也宣稱道格拉斯法官從不正當的來源收受資金——衆議院小組委員會進行調查之後，确證兩項指控都是捏造。
就像北達科他州的參議員威廉·蘭格一次對這個最高法院史上最具争議的法官說的：“道格拉斯，他們給你扣了不少屎盆子——但感謝上帝，都不黏。
”
同樣，道格拉斯收到的所有這些彈劾威脅和謾罵信件，都沒有削弱他對媒體自由和性表達自由的堅持，即使這些性表達确實缺乏可識别的可取價值。
道格拉斯法官有次評論道：“不管淫穢是什麼，它都無法被當作犯罪來衡量，隻能被當作罪惡來描述。
作為罪惡，它隻存在于一些人的頭腦裡，并沒有在其他人的頭腦中，而且它太主觀，不能由法律懲罰。
”在他看來，恰如其分地審查什麼是性方面不道德的言行，這項任務超越了道德團體、警察、郵政職員、神職人員、陪審團和法官的智慧和理解力——包括九位坐在這個國家最高法官席上、受人尊敬的法律賢人。
關于最高法院的同僚們他寫道：“恕我直言，我不知道這個國家還有沒有其他組織比它更沒能力做到：首先，從所目睹的東西中認識到什麼是淫穢；其次，深思熟慮地裁決，某刊物在年輕人或年長者的頭腦裡留下的，到底是什麼有害或有益的影響。
”
不管道格拉斯對同侪法官們在色情方面領悟力的評價有多低，也不管他多希望法院和警官遠離這個國家的鎖眼，将注意力轉移到國家律法真正應該關注的領域，最高法院在60年代還是繼續仔細檢查那些美國公民幻想和愉悅的源頭；在兩個罕見的案例中，高等法院非同尋常地決定，色情書籍出版商的社會影響如此差、如此無法補贖，使得這兩個受審的人除了坐牢，不應獲得任何較輕的處罰。
兩人的一個叫愛德華·米什金。
他的案子——“米什金訴紐約州案”——與“回憶錄訴馬薩諸塞州案”在1965年12月的同一天由法庭審理；但是米什金的情況，和那個最終被赦免了的古老的芬妮·希爾故事的案子完全不同。
米什金在紐約被逮捕定罪，罰款1.2萬美元，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因為他制造和銷售一些粗制濫造聳人聽聞的平裝本小說，并為它們散發了大量下流廣告，這些書似乎對異性性愛行為不那麼着迷，反而沉迷于施虐受虐、戀物癖和其他被認為是變态的行為。
米什金的律師們上訴到最高法院後，給出了一個非常獨特的辯護，希望可以以此釋放當事人：他們承認米什金的書也許确實全無可取的價值，也許甚至使一般成年讀者惡心嫌惡；但是這些書不是為一般人而寫，當然也就并沒有激起一般人淫邪的性趣。
鑒于對“淫穢”的明确定義中要求一般讀者受到撩人意象的影響，米什金這些詭異的書不能被歸為淫穢作品。
但是這個邏輯最終并沒有說服足夠多的法官，情形還是對米什金不利。
雖然道格拉斯法官、波特·斯圖爾特法官和雨果·布萊克法官在第一修正案的基礎上投票推翻對米什金的判決（布萊克法官和道格拉斯一樣，堅持不論出版社刊印了何等不道德或離經叛道的作品，政府對全國出版社都沒有管轄權），其他六名法官卻認為下級法院對米什金的定罪是正當的，他們沒有撤銷對他的罰款或監禁。
這段時期第二個向最高法院上訴的也是紐約人——拉爾夫·金茲伯格，《愛欲》雜志、《家庭主婦的選擇性淫亂手冊》和雙周簡報《連音》的出版人。
《愛欲》雜志引發了對金茲伯格的指控，罪名是違反考姆斯托克郵政法案，但實際上這本雜志與其說是淫穢，不如說隻是撩撥人：它的人物彩照并沒有露出生殖器或陰毛，文章也沒有公然勾起淫欲，而且它優雅的圖片、厚重的紙張和精裝硬皮封面表明該雜志的設計和品質不凡。
這本季刊靠郵件訂閱銷售，價格是一年25美元；出版的第一年，它收錄的專題包括居伊·德·莫泊桑的短篇小說《泰利耶夫人的妓院》，由埃德加·德加配圖；全彩重印重要博物館裡的古典裸體油畫；還有《聖經》裡有情欲的片段，并以《舊約》人物木版畫做頁邊裝飾。
也有心理學家阿爾伯特·艾利斯[阿爾伯特·艾利斯（AlbertEllis，1913-2007），美國臨床心理學家，在1955年發展了理性情緒行為療法，也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性解放運動的先驅。
]一篇名為《呼籲多偶制》的文章；另有菲莉絲和埃伯哈德·克龍豪森一篇名為《女人作為情欲旺盛者的自然優越性》的文章；重印馬克·吐溫曾頗具争議的短文《1601》；莎士比亞詩作的一些範例，它們被解讀為暗示莎士比亞是同性戀；孟買男妓的照片；還有聲名狼藉的楠·布裡頓的故事，她在20年代初聲稱自己是美國總統沃倫·G.哈定私生子的母親，制造了全國轟動的醜聞。
1962年冬天《愛欲》第四期被郵寄給訂戶，裡面包括一個金茲伯格稱為“炫彩的黑與白”的欄目，那是一系列展現一個強健有力的裸體黑人男性和一個迷人的裸體白人女性親密接觸的照片；盡管16張照片中沒有一張的焦點在生殖器上，這一對兒卻很明顯是被刻畫成了戀人。
一些照片中他們在接吻；另一些中他們躺在一起愛撫對方；在也許是最驚人的照片裡，他們面對面站着，手臂緊緊地抱住對方，大腿和骨盆牢牢地貼在一起，他們的身體靠得如此緊，女人的左胸都壓平在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