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握手微笑談話；一個攝影師走過來時，海夫納同意和這群人拍照。
其間他飛機上的朋友——戴金徽章穿開領襯衫的男人，穿着閃閃發光緊身黑制服的兔女郎空姐，還有一個戴羽毛帽、抱着卷毛小狗的拉頁模特——走上了跑道，看起來有些不耐煩，擡頭看向人群；海夫納結束和凱倫親戚的閑聊，挽着她的手臂走向飛機。
人群沒有移動，引擎啟動時繼續看着；當黑色的飛機變成遠方天空中一個小點，他們還站在那裡注視。
離開芝加哥的日子裡，凱倫建立了更強的自我意識，更明白自己想要什麼，所以她用了很長時間才重新适應宅邸的日常生活。
約翰·丹蒂不在，讓她失去了海夫納不在時唯一一個可以傾訴心聲的男性朋友；海夫納在的時候，繁忙的商務會議和秘書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個人問題也占據了他全部心神，這讓一種不尋常的隐忍，甚至陰沉的氛圍彌漫在芝加哥宅邸裡。
凱倫回來幾天前，波比·阿恩施泰因在宅邸外被捕，罪名是，早前和男友還有其他年輕人共謀，從佛羅裡達州偷運了半磅可卡因到芝加哥。
被捕那天從她手包裡搜出各種藥品，包括一點可卡因。
交了4500美元保釋金出獄後，她的名字和照片在全國報紙頭版頻頻出現，而且它們還暗示海夫納、他的随從以及宅邸員工涉嫌吸毒，甚至也許非法買賣毒品。
盡管海夫納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堅定地支持波比·阿恩施泰因，幫她付律師費，過多的曝光率還是讓他心煩，尤其是他相信，宅邸裡用過的毒品可能還沒有美國一般校園宿舍裡多。
毒品調查還不是海夫納這段時間唯一的煩惱：一個沒被人事部門晉升的黑人員工指控《花花公子》種族歧視；海夫納被列入“黑名單”後，最初由尼克松白宮發起的國稅局調查變得更嚴厲；不斷有報告表明花花公子股票下跌，酒店經營和其他附屬項目虧損顯著。
突然，經過多年驚人的盈利、極端的快樂和對環境顯而易見的掌控，海夫納的根基似乎開始動搖了；雖然凱倫·克莉絲蒂很願意留在他身邊，隻要她覺得在他的世界裡有個真實的位置，但此時她确信自己留下來太傻了。
她隻是他最荒唐的那一部分，勾起他想象力的小道具。
盡管她知道這很可笑，但她23歲時就已感覺垂垂老矣，變成了一個偷聽他打電話的潑婦，一個他輕易就能替換掉的床伴。
已經有一個兔女郎空姐告訴她，飛機到達拉斯的前一天，海夫納在洛杉矶是和那個抱卷毛狗一起坐飛機來的拉頁模特過的夜（芭比·本頓因音樂事務不在城裡）；雖然凱倫沒天真到期待海夫納的性忠誠會持續一周以上，但她不再想遵守他的期望不和其他男人在一起了。
在達拉斯有個她認識甚至私下約會過的年輕人。
她相信外面的世界還有其他她樂意見見的男人。
所以，加上她兔女郎朋友南奇·海特納的頻頻鼓勵，凱倫·克莉絲蒂最終決定整理行李，不通知海夫納，永遠離開宅邸。
讓她的東西通過保安不是個小問題，但她最後想出一個方案，讓她能把财産寄到達拉斯，而不讓房裡任何可能告訴海夫納的人警覺。
她向女傭和管家解釋說，她想把一些不要的衣物寄給得州的窮親戚，她在硬紙闆箱裡一點點打包了她的皮草、首飾和一大櫥海夫納送她的衣裙和睡衣。
在兩周内她寄了30多個箱子給她在達拉斯的姑姑，并設法把她的白色林肯車交給一個她知道可以信任的前兔女郎；然後某一天趁海夫納在洛杉矶時，她讓司機駕車載她去拉什街上最喜歡的時裝店購物。
司機和保镖坐在車裡等，凱倫走進商店，在一個她認識的女售貨員的幫助下，從後門逃到臨街，叫來一輛出租車，帶她到兩個女性朋友和車等着的地方。
其中一個是南奇·海特納，幫凱倫一起開長途車到達拉斯，她們用了16個小時，途中用中樞神經刺激劑保持清醒。
離芝加哥很遠後，凱倫暫時停下來，用路邊的電話亭和波比·阿恩施泰因道别，解釋說她隻是不能再在宅邸待着了。
波比·阿恩施泰因把信息轉達給在洛杉矶的海夫納，他憤怒焦躁，之後一周不斷給凱倫打電話，試圖說服她回來。
盡管她希望保持朋友關系，同意時不時去洛杉矶看他，但她告訴他自己再也不會回芝加哥了。
她剛在達拉斯弄到一間小公寓，在當地一家機構做模特，還在和先前在達拉斯遇到的一家電腦公司的年輕主管約會。
雖然繼續開她的白色林肯，她已經用不着皮草和昂貴的首飾了。
她脖子上不久就會戴上新男友送的金鍊子；上面挂着一個14克拉鑽石的價标，上面印着“已售”。
1974年11月，聯邦法庭裁決海夫納的秘書波比·阿恩施泰因有罪，她共謀将半磅可卡因帶到芝加哥，被判15年監禁——對那些實際談判執行這宗交易的男性共謀者最嚴厲的懲罰，都比她少五年。
聯邦探員監視她個人，也在她男友羅恩·沙夫電話裡安裝了竊聽裝置，知道她了解且贊成他的活動，而且自己也吸毒——這筆交易成交時，還和他一起去了邁阿密，但是她的律師堅稱，她主要隻是“坐車同去”，隻是迷戀小她七歲的年輕的沙夫，她想要證明自己也能混進由他象征的時髦大膽的毒品文化。
她的長期監禁隻是“暫時的”，可以大幅削減也許還會緩刑，前提是她能成為政府線人，供出其他相識的吸毒販毒者的信息——聯邦探員就是用這種方法勸誘一個毒犯供出波比·阿恩施泰因、羅恩·沙夫和其他年輕人的。
這些使阿恩施泰因的律師相信，執法者比起懲罰她更想利用她，抓住那個他們懷疑是給了她毒品的人，即她的老闆休·海夫納。
好幾年來，芝加哥的執法權力機構和宗教組織被海夫納的享樂主義和膨脹的财富觸怒，但他們迄今為止尚不能把他當罪犯監禁起來。
1963年，《花花公子》中一張傑恩·曼斯菲爾德[傑恩·曼斯菲爾德（JayneMansfield，1933-1967），美國女演員，活躍在百老彙和好萊塢。
在20世紀50年代，曼斯菲爾德是美國金發性感女性的标志之一。
]的照片被認為淫穢，反堕落小隊于是帶着搜查令強行進入海夫納的宅邸，指控他出版下流雜志，真的把他直接從床上拖了下來，拘留在警察局。
海夫納交了保釋金被釋放，在接下來的審判裡，陪審團花了很多時間才做出裁決，但他最終赢得了自由。
但是，針對他最親密的雇員波比·阿恩施泰因的毒品案，似乎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機會，終于能約束海夫納和他的影響力了，到如今，那次淫穢案逮捕11年之後，他的影響範圍已經大到全國每個報刊亭都公開售賣他的雜志，甚至在非常保守的社區的雜貨店裡都有。
休·海夫納用一部分财産建立了基金會，遊說議會把大麻合法化，并反對所有形式的極權主義壓迫；聯邦和州審查者的揣測是合理的，即使海夫納本人可能不吸毒，他也經常邀請搖滾歌星、爵士音樂家和年輕的政治激進派參加派對，做東時的慷慨大方可能促使他迎合客人的習慣。
在對海夫納的調查中，打頭陣的是美國伊利諾伊州北區檢察官詹姆斯·R.湯普森，他幾年前在芝加哥曾經起訴過倫尼·布魯斯，而在阿恩施泰因——海夫納調查期間赢得媒體廣泛關注後，他可能會成為下任伊州州長。
波比·阿恩施泰因被判刑一個月後，詹姆斯·湯普森傳喚她和律師到辦公室，告知他們，他從可靠來源得知外面有人“雇兇”想要她的命，警告她在保釋期間不管“朋友或敵人”都不要相信。
阿恩施泰因的律師認為，這是試圖進一步驚吓已經非常害怕的被告，讓她懷疑自己的雇主，也許想吓得她起來檢舉他。
如果這是政府的意圖，它并沒有成功；但是，盡管波比·阿恩施泰因毫不懷疑海夫納持續的忠誠和愛意，她在宅邸裡卻開始感覺有些不安，當管家給她房間送來慣常的飲料和夜宵時，甚至有些警惕。
她已經很長時間以宅邸為家，但現在在那裡她每天隻要讀報紙，孤立和不适就與日俱增，上面報道着，政府不斷擴大調查至海夫納的朋友、同事、宅邸員工、兔女郎，還有很多他在芝加哥和洛杉矶款待過的名人的私生活。
調查也從卷宗中挖出一個叫阿德麗安·波拉克的兔女郎的案子，她1973年被懷疑死于安眠酮使用過量。
盡管海夫納聲明從沒見過阿德麗安·波拉克，盡管她死時正與吸毒的男友同居，報紙頭條還是把海夫納和她的死亡聯系在一起，而且成立了另一個大陪審團重新調查波拉克案。
幾十個人被訊問他們對海夫納的看法，其中一個叫弗蘭克·布雷迪，是《花花公子》的編輯，最近為這位出版商寫過一本未經授權的自傳；但訊問不集中于海夫納有多大可能獲取或使用毒品，布雷迪被問的主要是海夫納的風流韻事，和他卧室裡發生的事。
其他被詢問的人也收到類似的問題——似乎調查者急切地想把阿恩施泰因共謀案籠罩在性與毒品、堕落和死亡的氛圍裡。
雖然海夫納不能保護自己的人格免受貶低，他決意阻止任何調查者滲入他住宅的企圖，他們可能會在不顯眼的地方藏一些毒品“栽贓”給他，日後再搜查出來作為指控的證據。
在命令保安檢查了兩個宅邸每一個角落、縫隙和藥品櫃之後，他要求大門口的崗哨更加警戒，更徹底地搜查送貨人、維修人員和其他通過側門的外人。
他的工程師周期性地檢查電話防止竊聽，還電子“清掃”屋子和大廳，尋找“臭蟲”[臭蟲（bug），指竊聽器。
]的迹象。
在疑心越來越重的這段日子裡，波比·阿恩施泰因愈發抑郁，等待上訴之際，她有兩次服用了過量安眠藥，需要去醫院治療。
盡管海夫納邀請她到環境更陽光點的加州辦公室工作——自從凱倫·克莉絲蒂離開後，現在他大部分時間待在那兒，他的律師卻力阻波比住在洛杉矶宅邸，警告說她也許還在依賴毒品。
當波比在芝加哥的密友、《花花公子》前雇員雪莉·希爾曼商量舉家搬到洛杉矶，讓波比和他們同住時，搬到西海岸似乎就很吸引人了；但波比還是反對，因為她知道在加州必須得開車。
1963年出過一次車禍後，她就害怕開車，那是在肯塔基州，她駕車載着未婚夫，副主編湯姆·洛恩斯——《花花公子》主管維克多·洛恩斯的兄弟，撞上了路上一塊凸起物，車被甩向路肩，然後撞到樹上，洛恩斯的大衆汽車整個翻了過來。
她從車裡被甩了出來，折斷一條胳膊還受了其他傷；但洛恩斯被困在車裡當時就死了。
此後好幾個月，波比·阿恩施泰因時常情緒消沉，白天黑夜都不能獨自一人，因為她老是回顧事故，為未婚夫的死一遍遍自責。
不過，1974年冬天海夫納提議她來加州找他後，她允諾新年假期一過就飛過去。
1月的第二周，一個周六晚上她在雪莉和理查德·希爾曼北邊的公寓吃晚飯，看起來對未來很樂觀，也對官司的結果充滿希望。
她說自己不太可能被送去監獄。
淩晨1點半，一個朋友開車送她回宅邸，她查看了郵件後——沒有新郵件，從值夜班的男傭那兒要了第五杯烈酒，端着回了卧室。
喝了幾杯酒後，她收拾好一個化妝箱，離開宅邸去散步。
在往南幾個街區的北拉什街，她推開年代久遠的馬裡蘭酒店的旋轉門，50年代倫尼·布魯斯在這家酒店的地下室夜總會演出時，觀衆中常常有休·海夫納。
在酒店登記簿上簽下“羅貝塔·希爾曼”的假名，波比·阿恩施泰因乘電梯到11層樓，進屋後在門把手上挂上“請勿打擾”的牌子，還上了兩重鎖插上門闩。
透過屋裡的窗子，她能看到那座37層的摩天大樓，樓頂巨大的文字招牌在夜空中閃爍：花花公子。
3點過了一會兒，她打了三個電話——一個給開車載她回家的朋友（他沒有接電話）；一個打給宅邸，查看是否有晚到的郵件（并沒有）；最後一個打給希爾曼的公寓，理查德·希爾曼接了電話，雖然雪莉已經睡了，他說可以叫醒她；但是波比和他說不用了，又加上一句“告訴她我打過電話就行”。
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化妝箱裡有裝着巴比妥酸鹽、安眠藥和鎮靜劑的瓶子。
每種都吃了足夠緻死的量後，她在酒店信紙上寫下遺言放進信封，信封上面寫着：“裡面是無聊的解釋信……”
第二天下午，酒店女服務員進不去房間，經理下令破壞門鎖。
波比·阿恩施泰因和衣躺在床邊死去了。
她的遺書這樣開始：“這件事是我自己計劃實行的。
因為最近發生的事，我應該說明白，它絕對不是我的任何雇主的決定或行為——在我最近的困境中他們最為慷慨和耐心……”
遺書繼續說：“雖然政府的‘明星’證人做了（僞）證，但我從來沒有參與過運輸和銷售這件案子涉及的所謂毒品……還有一點，雖然我不認為說出來關系重大，但是休·海夫納是——盡管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一個堅定正直、道德心不可動搖的人，我很了解他，他從來沒有參與過現在強加于他的罪行。
”最後她補充道：“如果——像之前說另外一個人的那樣——我的虛飾（或者心理捏造）在現實面前不堪一擊，那麼現在這件事令我安慰，知道這最後的決定——我自己的選擇……是唯一一件我覺得自己能完全掌控的事……”
得知波比·阿恩施泰因自殺，悲痛憤怒的海夫納飛回芝加哥；在宅邸主屋的壁爐邊召開記者招待會，來的人擠滿了屋子，會上他攻擊檢方，哀悼自己的朋友。
他胡子拉碴雙眼通紅，讀着一篇寫好的聲明：“近幾周，有一系列針對我的聳人聽聞的揣測和斷言，即關于在花花公子芝加哥和洛杉矶宅邸所謂的非法毒品活動——企圖把最近花花公子秘書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可卡因共謀指控、芝加哥兔女郎阿德麗安·波拉克16個月前由于毒品使用過量死亡等事件與我聯系起來。
盡管我和這兩個案子都沒有任何關系，我很不情願地同意在此事上不首先做任何公開聲明，因為我們的法律顧問确信，我說的任何話都隻會被利用，來進一步宣傳——在我們看來——一項根本不合法的毒品調查，這項調查不如說是有政治企圖的反花花公子的獵巫行動。
”
“波比·阿恩施泰因的自殺使我們不可能再繼續沉默，”他繼續說，“不管她在私生活中犯過什麼錯誤，她本應有更好的結局。
她本應得到——除了其他事項——和其他受到類似指控的公民一樣公正的審判。
但因為她和《花花公子》以及和我的聯系，在這件她其實隻是邊緣人物的可卡因共謀案中成了焦點。
有充足理由可以相信，如果她為檢察官提供了證據，支持任何針對我的嚴重的毒品控告，她根本就不會被起訴。
她最終面臨16年附條件監禁刑、長時間上訴的壓力、政府檢察官和探員越來越多的騷擾，這個已經情緒煩亂的女人到了忍耐力的極限——她自殺了……”
“很難去描述，在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審判和相關對《花花公子》的調查中，宗教裁判所一般的氛圍。
臭名昭著的中世紀巫術審判中，審判官折磨受害者，直到他們不僅供認自己是巫師，還指控家人朋友施行巫術。
以類似手段，毒品探員屢次任意、專橫、反複無常地利用我們嚴厲的毒品法，以誘出審判中想要的證詞。
”海夫納稱波比·阿恩施泰因是“我認識的最優秀、聰明、有價值的女性”後，他不得不停頓了一下。
他的手緊握着講台，流下眼淚，除了照相機的聲音，屋裡鴉雀無聲。
終于，他繼續說：“以正視聽，我從未使用過可卡因，或其他硬毒品[硬毒品（harddrug），容易令人上瘾的烈性毒品，如海洛因、可卡因、嗎啡。
]和麻醉劑——我也願意為此起誓，如作僞證願接受懲罰，如果這能結束毫無根據的懷疑和猜測……一些政府探員追查此案的狂熱，更多彰顯出控訴者的品性，而不是被控訴者的。
似乎水門事件的‘黑名單’思維還陰魂不散；我們出版《花花公子》第一年就挑戰的壓抑的清教主義遺産，仍舊和任何時候一樣，是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社會的可怕敵人。
”
很多報紙專欄作家和社評撰稿人同意海夫納對調查的批判，但還有其他報紙并不那麼贊成，《芝加哥論壇報》的一名作者就指責海夫納試圖“通過新聞宣傳避重就輕”。
在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一份聲明中，詹姆斯·R.湯普森強調“沒有人，包括休·海夫納，高于法律”；關于回應“海夫納被調查是因為他是《花花公子》出版商”這種指責，湯普森評論道：“我不知道海夫納本人近來代表着什麼有何要緊——或者任何對他的起訴就有什麼特殊意義。
”
葬禮之後，對海夫納和其同侪仔細徹底的調查繼續進行；盡管司法部11個月後以證據不足宣布結束毒品案，媒體仍舊持續關注海夫納和他公司的問題。
報紙頭版報道，《花花公子》雜志因為海夫納的公衆形象和毒品聯系在一起，失去了廣告收入；負面報道加上相信海夫納的公司管理不善，芝加哥第一國民銀行給海夫納的信用額度降了兩點，總價值達650萬美元。
這段時期，兩個在華爾街有影響力的人退出海夫納的董事會；花花公子公司股票從1971年賣給股民的每股23.5美元，到1975年一度降到低至2.25美元一股。
盡管花花公子在英國的賭場——主要由擁有豐富石油資源的阿拉伯人贊助——每年盈利700萬美元，盡管《花花公子》雜志就算月發行量降到600萬份，仍舊是世界上最賺錢的男性期刊，媒體仍舊不斷強調，海夫納的競争對手銷量盈利增加。
羅伯特·古喬内的《閣樓》給讀者“樂而忘憂的裸女照”，月銷量快要達到450萬份大關；拉裡·弗林特的《風塵女郎》1974年6月起家，現在每月已經能賣出将近200萬份——1975年6月，它發表了一系列傑奎琳·肯尼迪·奧納西斯在斯科皮奧島上裸體曬日光浴的彩照，是由一個意大利攝影師蹲在漁船裡用望遠鏡鏡片拍攝的，令男性雜志市場目瞪口呆。
弗林特也打算在《風塵女郎》上刊印一張休·海夫納和一個年輕女人做愛的裸體照，它從海夫納芝加哥的私人檔案中被拿走後，不知怎麼被弗林特得到了。
當海夫納剛得知弗林特的打算——由《搞》的阿爾·戈爾茨坦洩露給了《花花公子》的主管納特·萊爾曼，便催促萊爾曼聯系弗林特要求返還照片，向其解釋這是被偷的個人财物，未被授權的發表對牽涉的那個女人非常不公平。
雖然萊爾曼和弗林特第一次商量後他的态度不明朗，萊爾曼感覺還是可以和弗林特說道理的。
這個八年級就辍了學、極度貧窮的肯塔基州小佃農的兒子，用草垛上生命的臨床特寫鏡頭震驚了雜志界，并以此緻富，如果海夫納在洛杉矶宅邸宴請款待他，也許他感覺會被讨好；萊爾曼如此向海夫納建議後，他提出了邀請，而拉裡·弗林特欣然接受。
拜訪從始至終，海夫納都魅力十足、關懷備至；把他的出版界同侪介紹給迷人的客人們，還親自帶弗林特參觀宅邸和周圍的莊園。
盡管拉裡·弗林特來的時候對海夫納有所疑慮，懷疑他除了自私自利不會全心追求任何更高的目标，但是海夫納用他的生命成就的事業，以及用他的錢買的東西，令弗林特印象深刻；走之前，作為友好的表示，拉裡·弗林特從外套口袋裡掏出那張照片，交給海夫納，并向他保證沒有制作複本。
在這段不穩定的時期，不僅納特·萊爾曼成功輔助了海夫納，維克多·洛恩斯——花花公子倫敦賭場的總管，也被召喚回來緩解一些困難，特别是花花公子度假酒店和俱樂部的财政問題。
最近四年，僅酒店一項就虧損超過1000萬美元；加上花花公子俱樂部也無盈利——還有電影和唱片部門，1975年公司總利潤從兩年前的1130萬美元降到110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