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克多·洛恩斯是個富有的離了婚的芝加哥人，最近幾年都住在英國鄉間一棟莊園，由司機開着勞斯萊斯往返辦公室，他47歲，自信務實，從來不在意花花公子同僚主管們的認可和喜愛；洛恩斯同意暫時離開倫敦的好日子，到芝加哥為海夫納做費力不讨好的活兒，與其說是無私，不如說是為自己身為花花公子第二大股東的利益考量。
看到賭場的利潤和《花花公子》雜志的盈利被一大堆散漫的附屬機構吸走，洛恩斯煩透了；一抵達芝加哥，他立即開始向公司冗雜的部位開刀，幾乎不在意在總公司人們都管他叫“大白鲨”。
知道海夫納基本上快廢棄不用芝加哥宅邸了，洛恩斯将員工人數從50名減少到12名；削減了芝加哥酒店和當地花花公子俱樂部的服務職員後，他終止了在全國花花公子俱樂部成員間流通的雜志《V.I.P.》，由此公司每年節省了80萬出版費用。
洛恩斯把花花公子的名頭從芝加哥、大峽谷和新澤西的酒店中去掉，力圖吸引常規生意；而且，經海夫納同意，不久就制訂了計劃，處理掉牙買加的度假酒店，剔除無利可圖的巴爾的摩、新奧爾良、舊金山、蒙特利爾和亞特蘭大的俱樂部。
公司的唱片生意逐漸被淘汰，花花公子電影産業暫時擱置。
盡管洛恩斯無權過問《花花公子》雜志的業務，因為亞瑟·克雷奇默——A.C.斯貝特斯基的繼任者——對雜志有編輯特權；但洛恩斯在編輯辦公室出現，就已經足夠攪起一些編輯向海夫納沒好氣地抱怨——雖然海夫納一直是同情的傾聽者，甚至有時自己也對洛恩斯專橫的性格頗有微詞，卻暗自支持他的行動，隻要這些不特别影響到海夫納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行。
海夫納已經削減了自己25%的工資，将30多萬美元年薪降到23萬，還放棄了三個總價值120萬的半年期股息紅利，将之轉入花花公子其他股東賬下，海夫納相信，為了公司的清償能力，自己已經犧牲得夠多了；當他從報紙上聽聞，洛恩斯宣布也許要賣掉芝加哥宅邸和海夫納的飛機，這個震驚的出版商就不那麼欽佩洛恩斯削減成本的才幹了。
海夫納私下責怪洛恩斯後，公開否認了報道；芝加哥宅邸仍舊在他監管之下，準備好了一箱箱清涼的可樂等待他不定期回來，同時海夫納固執地抱住他最喜歡的玩具——花花公子飛機，它現在正閑置在加州大太陽下，因為一旦起飛，為維持其運轉，公司每天至少要花費1.6萬美元。
但是當公司接到500萬美元的報價，買這架飛了5年的飛機，海夫納務實的德國基因壓過了他菲茨傑拉德式的浪漫主義，他感到不得不同意賣掉它。
尤其是，新主人會把這架黑色的飛機漆成别的顔色，不會利用它曾屬于花花公子這件事來牟利，而且它也會去遠離美國國境的地方飛行。
買下“兔老大”的是委内瑞拉政府。
但是，DC-9的所有權正式轉手時——海夫納從飛機上取回他的立體聲設備、飛行長袍和睡衣，還有大小與圓床正合适的塔斯馬尼亞[塔斯馬尼亞（Tasmania），澳大利亞唯一的島州，位于澳大利亞大陸東南角約240公裡的外海，是一座呈心形的島，與澳大利亞本土最南方的維多利亞州首府墨爾本隔海相望。
]負鼠毛床罩，仍舊是洛杉矶宅邸悲傷的一天，無論對休·海夫納，還是他那些習慣了在奢華環境中免費快樂旅行的朋友來說，都是如此；如果他們看到花花公子飛機最後一趟從洛杉矶飛行之後的命運，可能會更加沮喪。
它被飛到俄亥俄州的威爾明頓，在那兒，專門的工人如期完全毀壞了内部，拆除了華美的座椅、海夫納的下沉式淋浴和他特别的圓床。
在海夫納安裝了桌遊和舞池的走廊裡，工人們現在用螺栓固定住将近100個排列整齊的标準乘客座椅。
飛機被重新漆成白色，機身外那熟悉的花花公子兔子标志現在變成了委内瑞拉的七星旗。
1976年最終到達委内瑞拉首都時，這架DC-9看起來和其他民用通勤機沒什麼兩樣；不久之後，審慎嚴肅的官僚商人們每天乘它往返加拉加斯和馬拉開波，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肘挨肘擠在一起的乏味機艙曾經是個歡樂場，滿是開香槟酒塞的砰砰聲、笑聲、穿着絲綢襯衫的驕奢逸樂之徒和健美豐滿不穿胸罩的雙陸棋手。
雖然海夫納經常觀看那些展現他登上黑色飛機、在空中狂歡暢飲的自拍影片，來和他過去的飛機保持精神聯系，但在1976年3月，多少幻想和追憶都無法安慰他了，為了參加紐約翻新的花花公子俱樂部開業慶典，海夫納和随員被迫在芝加哥機場手持機票、排隊等候登上一家商用飛機，而飛機預定好的行期絕不可能受到《花花公子》出版商的睡眠習慣或心情的影響。
因此，不僅海夫納，還有他被慣壞很久的同行者們，在這趟旅行中都需要做一些心理調節；盡管他買的每張票都是頭等艙，确保了十個朋友有足夠的空間（不過有三個頭等艙座位已經提前賣給了從聖阿尼塔到加州高架渠的賽馬騎師），但在他們坐好、打開雙陸棋盤前，休·海夫納還是擠出來一個微笑對人群說：“不知怎麼地，我覺得我應該道個歉。
”
但是除了飛行本身，紐約之行讓海夫納非常滿意。
數年來第一次，《花花公子》獲得了媒體的贊許。
改造後的俱樂部位于第五大道和五十九街交界處，它漂亮的外觀、一流的美食和娛樂表演廣受贊譽，幾十個攝影師在擁擠的酒吧和舞池裡穿梭，給所有人——從霍華德·科賽爾[霍華德·科賽爾（HowardCosell，1918-1995），美國著名體育記者，因他狂暴、自負的性格而聞名。
]到倫尼·布魯斯的母親——照相。
雖然穿着白色新西裝的海夫納和穿着黑色長裙的芭比·本頓是男女主人，但更多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卻指向了海夫納身邊光彩照人的年輕棕發美女，她微笑着，機敏的黑眼睛和他很像——她是他23歲的女兒克裡斯蒂，某種程度上，紐約的那一晚是她的亮相派對。
從布蘭迪斯大學以最優等[最優等（SummaCumLaude），拉丁文學位榮譽中的最高一等。
拉丁文學位榮譽是許多歐美國家大學的傳統，用來獎勵特别優秀的畢業生，有時也作為學位評分的标準。
常用的分為三類：SummaCumLaude，最優等；MagnaCumLaude，極優等；CumLaude，優等。
]成績獲得英語文學學士一年後，1975年，克裡斯蒂·海夫納作為初級經理進入公司，她已經向芝加哥很多心懷疑慮的《花花公子》編輯證明，她有機敏的頭腦和成熟的性情，有能力和欲望學習，而且從不因為自己是老闆的女兒就期待或想要特殊照顧。
盡管在花花公子大廈中，特殊照顧不可避免——尤其是她父親已經公開聲明，有天她也許會接管公司，克裡斯蒂的機智敏銳，讓一個很容易引起怨恨的局面向最好的情形發展；到紐約開業慶典的時候，她已經赢得了父親幾乎所有同侪的善意和尊敬。
在紐約接受的采訪，以及随後在全國其他城市的采訪中，克裡斯蒂·海夫納把媒體的注意力從對《花花公子》的批評報道轉移到她的個人經曆和突然晉升這件事上——《時尚》雜志稱她的職位為“兔子繼承人”。
作家朱迪·克萊斯露德描寫她擁有“十大啦啦隊隊長那樣生機蓬勃、精心打理的面龐，還成了布雷克香波的代言女孩”，克裡斯蒂明顯是那種會吸引她父親的類型；她自己承認和父親相互吸引，更像是浪漫而非家人關系。
在克裡斯蒂少女時期的大部分時間，父親實際上是個陌生人，像某種隐居的叔父，過着神秘奢華、聲名狼藉的生活，讓她覺得既誘人又困惑。
克裡斯蒂2歲時他搬了出去，1960年母親再婚後，8歲的克裡斯蒂和5歲的弟弟改姓繼父的姓，她靜靜地住在威爾梅特北岸社區，并不快樂。
克裡斯蒂上高中後，偶爾可以去宅邸拜訪父親，坐在那兒對他非凡的玩具和女人們驚歎不已；但是直到上大學，她才能夠和父親深入交流，認出和欣賞他們兩個身上類似的特點品質。
像他一樣，她頭腦敏捷，智商很高，自我意識很強，而且一定要成功，也信奉個人主義和性自由。
在布蘭迪斯的第一年，她開始和在校園遇到的一個男同學同居；雖然克裡斯蒂假期把這個年輕人帶回家，還和他睡同一張床時，她媽媽最開始很不高興，但她父親見過克裡斯蒂的朋友後，倒是全心全意地支持這段關系，而且更願意相信，女兒快樂的私生活會促使她學業有成，1973年6月，克裡斯蒂最終入選ΦBK協會。
入會時，克裡斯蒂堅持在名譽榜上将她的姓寫作“海夫納”，這讓她的父親心花怒放；1974年從布蘭迪斯畢業後，她在波士頓做了一年自由撰稿人——她男朋友去了喬治城大學繼續讀法學院，後來她接受父親的聘請回到芝加哥，在花花公子大廈裡做他的特别助理。
工作第一年，她定期拜訪公司的造紙廠和印刷廠、賭場和俱樂部，參加商務會議，熟悉公司結構和各部門主管。
她也參加辦公室派對和會議，和父親一樣，不遵守那些勸阻同事間性行為的格言。
她和公司裡一個責任廣泛的上級主管短暫交往過，她父親完全知曉，但不大支持。
實際上，海夫納對他女兒處理這種情況的能力，比對那個年長的男人更有信心；這段關系最終友善地結束了，結果沒有造成任何公司混亂或自我受傷的迹象，讓海夫納松了一口氣。
在她那一邊，克裡斯蒂·海夫納毫不遲疑地告訴父親，自己對他那些年輕女朋友們的看法；雖然她的觀點從不苛刻，知道自己在這方面的想法也不客觀，但她相信，沒有一個情人在他生命裡真像他願意想的那麼重要——在她看來，她們沒有一個在智識和本質上比得上那個曾是他妻子的女人。
克裡斯蒂和父親的團聚，完全沒有減損她和母親米爾德麗德之間密切的聯系，她們幾乎每天都通電話，每周都見面，不是出于責任而是因為喜愛；她知道父母再婚非常不可能——就算母親1971年已和第二任丈夫離婚，其中一個原因是母親已經和一個小她12歲的迷人美發師深深墜入愛河三年，現在正在同居。
但是，克裡斯蒂确實成功強化了本已疏遠的父母間的友誼紐帶。
在克裡斯蒂的建議和鼓動下，70年代中期他們組織了一些海夫納家庭團聚，把她父母和他們年輕的情人帶到同一屋檐下；她住在阿斯彭的離異的叔父基思，通常由他滑雪勝地的一個小明星陪着；她上大學的弟弟戴維，是個有抱負的攝影師，保留了前繼父的姓；她自己的伴侶總是個年長點的男人；還有她頭發花白、觀念保守的祖父母格倫和格蕾絲·海夫納，他們似乎很享受團聚，但私下裡他們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更有智慧。
老海夫納夫婦坦承一生沒和其他人有過性關系；結婚50多年之後，他們說自己無怨無悔。
雖然格倫·海夫納通過投資兒子的股票，成了百萬富翁，而且多年來幫助審計公司賬目，但他表示自己這輩子一次也沒有看過《花花公子》中的裸體照片。
他強調自己愛讀的雜志隻有《财富》和《商業周刊》。
除了少數中層行政人員暗地裡提及裙帶關系，克裡斯蒂·海夫納在公司裡的第三年被宣布晉升為副總裁時，花花公子大廈上下洋溢着慶賀的氛圍，這樣，她26歲時年薪已經将近5萬美元；甚至那些認為她晉升過快的員工也不得不承認，比起其他任何人，她更有效地改善了《花花公子》的公衆形象，把它從毒品調查、股票下跌和波比·阿恩施泰因去世時那段陰沉的日子裡解救了出來。
但是，和她成功吸引媒體注意同時發生的，還有許多與她無關的事件，也幫助公司在廣告公司、銀行家和投資者那裡恢複了聲望。
例如，雜志持續購買和出版享譽盛名的作家們——約翰·契弗、歐文·肖、亞曆克斯·哈裡、大衛·哈伯斯塔姆、[約翰·契弗（JohnCheever，1912-1982），美國小說家、短篇故事作家。
他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短篇小說作家之一。
他的小說《瓦普肖特紀事》（TheWapshotChronicle）獲得1958年美國國家圖書獎。
歐文·肖（IrwinShaw，1913-1984），美國著名劇作家、小說家，生于紐約，是俄裔猶太移民。
亞曆克斯·哈裡（AlexHaley，1921-1992），美國作家。
他最出名的作品是1976年出版的《根》（Root）和其執筆的《馬爾科姆·X自傳》（TheAutobiographyofMalcolmX）。
大衛·哈伯斯塔姆（DavidHalberstam，1934-2007），生于美國紐約市，猶太人，著名記者、作家與曆史學家。
他以對越戰的報道而聞名，為普利策獎得主。
]索爾·貝婁——的傑出作品，終于在文學界赢得了遲來的贊譽；尤其重要的是能夠制造新聞的《花花公子》訪談，它采訪的對象包括被罷免的工會領袖吉米·霍法[吉米·霍法（JimmyHoffa，1913-1975），美國勞工運動領袖、作家，時任美國國際卡車司機工會主席。
後于1975年失蹤，于1982年被法院宣布死亡。
]（他失蹤前的最後一次采訪），還有未來的美國總統吉米·卡特，他的坦白讓雜志和自己都成了世界頭條：“我曾經充滿情欲地看過很多女人的照片。
在腦海裡犯下很多次通奸罪行。
上帝知道我會這樣，而他原諒我。
”
1976年海夫納決定，從擁有32份報紙的奈特——裡德集團挖來頂尖的報業經理德裡克·J.丹尼爾斯，任命他為首席運營官，這也被證明是明智的舉動；因為德裡克·丹尼爾斯頭腦格外清晰，擅于解決有些混亂的管理問題，他在維克多·洛恩斯已經采取的措施的基礎上找到進一步節省開支的方法，又不嚴重影響員工士氣，或者損害公司已經獲得的利潤。
最顯著的盈利是《花花公子》雜志的廣告收入，盡管它現在月銷量停在了500萬份大關，但廣告收入馬上就要達到創紀錄的每年5000萬美元，比最接近的競争者《閣樓》多了整整一倍。
公司的另一份雜志《是！》也開始獲利，酒店——俱樂部的虧損逐漸減少。
雖然由于一些部門和附屬機構被整頓或解散，丹尼爾斯上任頭兩年，有将近100個職員或者被解雇或者退休，但丹尼爾斯并沒有主張保守或防備性的政策。
他認識到，一個生氣蓬勃的機構，有時為了更高的利潤必須冒險，丹尼爾斯管理下的花花公子企業公司，1980年末計劃在大西洋城修建開辦一個耗資數百萬美元的酒店賭場，在那裡，賭博近期剛被新澤西州立法院宣布為合法。
一來是因為“國際度假村”建立的第一個賭場财源滾滾，二來花花公子在英國賭場的成功，花花公子公司股票上漲到16美元一股。
完全歸功于丹尼爾斯決議的舉措，包括擢升克裡斯蒂·海夫納為副總裁；而且丹尼爾斯雖然如攝政王般代她主事，卻也讓克裡斯蒂主管花花公子基金會（每年為公民自由事業和醫藥——性研究捐贈數千美元）和公司的宣傳推廣部，她的責任包括在廣告團體前演講、參加電視脫口秀和去全美各地接受媒體采訪。
女記者最經常以簡單粗暴的方式問她的一個問題是，由于她宣稱自己是熱心的女權主義者，那麼為何要在一個以貶低女性身體來積累财富的男性沙文主義公司工作。
克裡斯蒂·海夫納否認将女性描繪為性感尤物有什麼貶低女性的地方，聲稱性愛和智識、獨立性一樣，是女性自我重要的一部分。
當采訪者提及《花花公子》裡有張照片表現一個裸體女人把手指放在自己的陰蒂上，問那有沒有剝削女性身體，克裡斯蒂回答：“我不認為自慰是一件壞事，”她指出，“女性第一次被表現成和她們自己的身體親密接觸，這正是女權運動想要做的。
”
她強調，《花花公子》從不把女人和鍊鎖、鞭子和其他古怪裝備拍在一起——但很奇怪，她在像《Vogue》這樣的女性高級時尚雜志裡卻會看到，克裡斯蒂·海夫納追述道：“女權運動有影響力後，某段時間有一種氛圍，如果你是女權主義者，你就得穿牛仔褲和軍靴。
所以突然之間，裸體和性愛成了剝削女性。
運動中也有一種反性愛、反男性的偏見很嚴厲地攻擊《花花公子》，因為它很明顯非常傾向于異性戀，非常傾向于表現男女之間的性關系。
”但是她繼續說，她看不出《花花公子》和女權主義有何本質上的矛盾；對她來說，女權主義代表在生活中擁有大量機會和選擇，她強調，告訴女人她們不能裸體——像一些清教徒式的女權主義者現在力阻的，像男性審查員和神父阻止了幾個世紀的——和大部分女性解放論者所尋求的獨立自決等目标相悖。
雖然在《紐約時報》的一次采訪中，她承認《花花公子》對女性性質的表現視角有一定局限，但她強調，這是一份男性雜志，它的任務不是展現身為女性的衆多複雜面向，就像美國的女性雜志也不想展示男性的複雜性一樣。
事實上，大部分女性雜志“甚至都不涉及女性的複雜性”，她說，補充到，比起《花花公子》，她更想改變《家庭圈》雜志中女性被表現的方式。
1978年12月，《花花公子》雜志慶祝出版25周年紀念；接下來的幾周裡——在芝加哥、洛杉矶和紐約——舉辦了一系列派對、晚宴、迪斯科舞會、宴會和其他盛大慶典，共花費了公司100多萬美元，全部是由克裡斯蒂監督組織的，她現在無疑是休·海夫納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芭比·本頓仍舊是好朋友，但是28歲的她感覺在海夫納的樂園裡已經停滞不前，決定完全住回貝弗利山的公寓，并開始和其他男人約會。
凱倫·克莉絲蒂回到得州之後，于1976年和1977年去洛杉矶拜訪過海夫納，最近也寫簡信告訴他，自己剛剛在達拉斯和巴爾的摩小馬隊的後位艾德·西蒙尼尼結婚。
海夫納的前妻米爾德麗德和年輕的瑞士裔美發師皮埃爾·羅爾巴赫愉快地同居多年後也決定結婚；而52歲的休·海夫納正在追求最新的女主人桑德拉·西奧多，《花花公子》上22歲的金發的7月小姐，她混合了芭比·本頓和凱倫·克莉絲蒂，還有其他鄰家女孩的氣質，她們都在無情的歲月中老去和改變，但是在海夫納心裡永恒常青。
410頁的《花花公子》周年紀念版裡有雜志曆史上所有玩伴女郎的照片，休·海夫納在出版人寄語中回憶道：“當我25年前設想這樣一本雜志時，完全沒想到它會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最被仿效、最有影響力但又争議紛纭的出版物之一。
50年代早期是一個順從和壓抑的時代——艾森豪威爾和喬·麥卡錫議員的時代，這是20年大蕭條和戰争的結果。
但是，那也是美國再度覺醒的時期——重新強調在自由社會中個人的重要性、權利和機遇——一個财富和閑暇時光不斷增加的時期。
我想要出版一份既影響到，也體現出美國正在發生的社會和性觀念變遷的雜志，但是它首先必須有趣。
《花花公子》想要去回應反駁我們的清教遺産中壓抑的反性愛、反嬉戲享樂的那一面，這是一個年輕人的遠大夢想。
他剛剛從大學畢業，因為想要提薪五美元的請求被拒絕，憤而辭去為《時尚先生》做推廣文案60美元一周的工作……”
1979年1月11日周年紀念閉幕式上，數百名嘉賓彙聚于紐約中央公園綠苑酒廊飯店，在他們面前，一位發言人——《時尚先生》的代表——站起來，贈予休·海夫納一張放大的五美元鈔票複制品，以紀念幾十年前被如此堅決拒絕的那次加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