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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醫生會發表演講，聽衆每人需付費25美元。

    200多人在霧蒙蒙的天氣裡驅車前來，擁擠的房子裡有像薩麗·賓福德和傑瑞米·斯萊特這樣的老會員，他們幾周前把房車停在山坡上，現在就住在砂岩。

    康福特演講的那天如此陰沉寒冷，大部分聽衆都穿上了衣服，這在砂岩是頗不尋常的景象。

     除了亞曆克斯·康福特的演講，《搞》的出版人阿爾·戈爾茨坦和《花花公子》的副出版人納特·萊爾曼也簡短地講了話；當天第二個主講人、紐約來的作家蓋伊·特立斯做了長長的演講，他在為道布爾戴&康帕尼出版社寫一本有關美國性愛的書，正在做相關的調查。

     43歲的特立斯瘦而矯健，黑眼睛，一頭棕發已經開始變灰，對屋裡的人來說，他不完全是個陌生人。

    過去他常常拜訪砂岩，包括它的舞廳，而且他正在寫的書在很多報紙雜志上已經受到了過分關注。

    不過，媒體關于特立斯的報道大多口吻诙諧，強烈暗示他的調查方式，即在色情世界裡“參與觀察者”——光顧按摩院、下午待在黑漆漆的電影院看限制級電影、和全國的性俱樂部和狂歡作樂者關系密切，其實是為放縱自己肉欲的别出心裁的手段，對他妻子不忠，卻以“研究”性愛之名來打掩護。

     特立斯從未公開反駁過這種觀念，因為他推測任何否認的努力反而會給人留下他在極力辯解的印象——雖然他确實常常想要辯解，或者給他貼上第一修正案僞君子的标簽：縱容色情，但當涉及自己時，就憎惡媒體公正評論的權利。

    但是他非常清楚，這份據稱很理想的工作常常沒有其他人想象的那麼愉快。

    更讓他煩惱的是，做了三年調查，在打字機前苦思冥想了好幾個月後，他卻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他甚至不知道這本書該如何開頭。

    也不知道怎麼組織材料。

    也不知道，他想說的和最近出版的幾十本婚姻治療師、社會曆史學家和脫口秀名人們寫的關于性的書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實際上，特立斯自己近來也常常參加脫口秀，一個新聞記者發現他在紐約一家按摩院做經理後，他就變得廣為人知，好似一個沉迷于滑溜溜享樂的好色的普林頓[喬治·普林頓（GeorgePlimpton，1927-2003），美國作家、記者、文學編輯、演員，他的體育報道和協助創辦《巴黎評論》廣為人知。

    他倡導“參與式報道”，親自參加過職業體育比賽等活動，而後記錄自己的體驗和經曆。

    ]——特立斯總想反駁這種形象，有的時候過于急切地在電視上強調他文學意圖的嚴肅性。

    他在砂岩的演講也有相似意圖——想要在聽衆面前簡單樸實地把自己呈現為一個投入的研究者和作家，除了私人生活和壞毛病，正在寫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故事之一：詳盡地描繪出近幾十年來，那許多重新定義了美國道德倫理的人和事件。

     一個叫馬丁·齊特的年輕的砂岩職員是屋裡極少數完全裸體的人之一，他将特立斯介紹給聽衆，接着特立斯走向講台，拿着稿子開始演講。

    “這個國家，”他說，“正在逐漸發生一場對感官無聲的革命，和老派習俗的決裂。

    甚至我的研究所關注的中産階級，對電影和書籍中性表達的寬容也與日俱增，夫妻在卧室裡對原來被認為是‘古怪反常’的東西更為接納——周圍擺上的鏡子、彩燈和蠟燭、床邊的振動器、好萊塢弗雷德裡克[好萊塢弗雷德裡克（FredericksofHollywood），美國著名内衣品牌。

    ]情趣内衣、限制級電影錄像帶、口交和很多州的法律仍舊定罪為‘雞奸’的行為。

    《性的愉悅》幾年前可能被貼上‘下流’的标簽，現在大獲成功再次證明，中産階級社會對性描寫不那麼神經過敏了，”特立斯繼續說，向坐在旁邊的康福特醫生點點頭，“那本書迄今為止賣出了70萬冊精裝本——這是一本你在大街商店櫥窗裡和美國中部地帶的咖啡桌上都能看到的大衆讀物，即使它裡面有露骨的圖畫，描繪了裸體情侶們用所有想象得到的方式做愛。

    ” “在高雅的晚宴聚會上，”特立斯繼續說，“你現在能聽到人們讨論自己最親昵的私生活，這在60年代中期的社交場合是不會被接受的。

    同性戀酒吧不再總是警察突襲搜捕的靶子，因為同性戀激進分子已經有了自己的組織。

    大部分中産階級大學生的家長已經接受了在校外公寓甚至在宿舍裡的婚前性行為，知道這已經不是什麼罕見的事了。

    雖然我不能證明，但我認為，中産階級的丈夫現在比美國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能接受妻子在結婚時不是處女——或曾經有過，或正在進行一場婚外情。

    我不是說丈夫們不為之煩惱，”特立斯強調，從稿子上擡起頭來，“我隻是提出，當代的丈夫和他的父輩祖輩不同，對這種事不會那麼震驚崩潰，更可能接受女人也有性沖動，而且隻在極端情況下才以暴力報複不忠的妻子和情敵……” 和大部分比他小十歲或二十歲的聽衆不同，特立斯自己可以回想起三四十年代嚴苛刻闆的道德氛圍，特别是他出生長大的那種同質性強的小鎮，那是新澤西州南部一個維多利亞式社區，甚至到了70年代都禁止銷售烈酒。

    他記得在青少年時期，在他做祭壇助手的禮拜日彌撒上，他聽到教區神父尖刻的預言：任何教民，如果閱讀列在索引上的書，或光顧放映良風團禁播電影的劇院，都會受到神的懲罰。

    在他的教區學校，嬷嬷勸告他和同學每晚仰睡，雙臂交叉在胸前，手放在肩膀上——大概這是一種神聖的姿勢，而且并非偶然，這姿勢讓人不可能自慰。

    特立斯第一次自慰是在大二時，是被當時約會的一個女生，而非男性雜志上的照片激起性欲，他那時太害羞了不敢買那些雜志。

     但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突如其來地，或者對他來說似乎是這樣，男性雜志不再私下出售，色情小說不再非法，好萊塢電影中開始出現裸體，這些變化，不僅在大城市中很明顯——他當報紙記者和自由撰稿人時在這些城市裡到處旅行，也在像他家鄉（他定期探訪）一樣保守的地方出現；1971年，當他構思下一本書的主題時覺得最引人入勝的是美國新近的性開放、不斷膨脹的色情消費主義和他感覺到的在中産階級人群中靜靜發生的革命，他們開始反抗自清教共和國建立後就是一種抑制性力量的檢查者和神職人員。

     特立斯讀了幾本關于性法案和檢查制度的書，在法庭旁聽了很多淫穢案審判，采訪了《搞》和其他類似出版物的編輯，這之後，他開始了自己在性世界裡的奧德賽，去按摩院曆險，還成了常客。

    一天他和妻子從P.J.克拉克酒館回家時，第一次注意到開在自家附近的一家按摩院。

    布盧明代爾百貨附近的列克星敦大道上，在一棟樓的三樓窗戶那兒，閃爍搖曳着紅色霓虹燈招牌“現場裸體模特”，他很驚訝這種場所可以這麼明目張膽地營業。

     第二天中午，他獨自一人去到那棟樓，爬上三層台階，穿過挂着簾子的入口，進入一個看起來像是一幢廢棄房子客廳的地方。

    東方風格的地毯磨損褪色；沙發、桌子和落地燈也許是從舊貨鋪淘來的；在那兒坐等的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們好像牙醫辦公室裡的病人，似乎無法專心看眼前的報紙和雜志。

     特立斯走向桌後面的經理，一個長頭發穿藍色牛仔戴着和平念珠串的年輕男人，他告訴特立斯，價格是半小時18美元，他可以從六個女按摩師中任意選擇一個，她們的照片都在面前攤開的照片簿上。

    特立斯選擇了一個叫瓊的長相可愛的年輕金發女人，照片中她穿着比基尼在一片熱帶沙灘上；他等了20分鐘，一半時間浏覽《新聞周刊》，另一半時間觀察着男人們靜悄悄地來來往往，他們大部分和他差不多大，或者再老點，穿西裝打領帶——他猜測他們大半是商人，在中午吃飯時間偷偷摸摸地過來，經理向特立斯招手了。

    特立斯站起身，看到一個臉上有雀斑的金發女人站在走廊裡，她和照片裡的瓊隻有那兒一丁點相像——也許都不是同一個人，不過還是挺誘人。

    她的眼睛又黑又大，身材苗條，穿着粉色圍裹裙、黃色T恤和涼鞋。

    她拿着一張從織物壁櫥裡拿出來的漿過的亞麻床單，和特立斯一起穿過走廊走進五号房，她說話有南方口音。

     她說自己來自亞拉巴馬州——特立斯在那兒上的大學；他在按摩房裡開始追憶南方，她心不在焉地聽了會兒，不久就沒耐心了。

    這可是做生意，她提醒他，時間不等人，她建議他脫掉衣服，躺在她剛把床單鋪好的按摩桌上。

    他照做之後，她開始脫衣服，轉過身來露出健美的肉體，他覺得很興奮。

     “油還是粉？”她問，走向按摩桌。

    他不确定地四周看看。

     “這兒有浴室嗎？”停頓了一下後他問道。

     “沒有。

    ”她說。

     “那就粉吧。

    ” 她拿來一罐強生嬰兒爽身粉，不久他就感覺到她的手指輕柔地撫摩他的肩膀和前胸，然後向下到腹部和大腿。

    他看着她探向自己的身體，手臂和乳房顫動，雙手被爽身粉染成粉筆白色。

    他能聞到她的香水味，感到自己的手掌出了汗，看到下面已經勃起。

    他閉上眼睛，聽到隔壁房間裡其他男人的歎息聲，也聽到列克星敦大道上的噪聲，汽車喇叭聲，公交車從路邊開走時刺耳的聲音，他想起街對面的布盧明代爾和亞曆山大百貨公司，一群群顧客和售貨員現在正探向櫃台買賣交易…… “你想要特殊服務嗎？”她問。

     他睜開眼。

    看到她正看着自己的下體。

     “能做愛嗎？”他問。

    她搖搖頭。

     “我不做那個，”她說，“我也不用嘴。

    我隻給本地貨。

    ” “本地貨？” “手活。

    ”她解釋道。

     “好吧，”他說，“那就本地貨。

    ” “要另收費。

    ” “多少錢？” “15美元。

    ” 太貴了，他想。

    但在性欲勃起的狀态下無心讨價還價，所以他點點頭，帶着好奇和期待看着她…… 有些人也許會覺得這種經曆可恥卑賤，但特立斯卻享受這種接觸中的陌生感和冷淡；第一次後他常常又去光顧，不僅讓瓊還讓其他女按摩師按摩，通過她們他知道了紐約市各處都有類似的場所。

     那年剩下的時間和1972年，他拜訪了數十家按摩院，定期頻繁得讓他不僅熟識了女按摩師，還有那些年輕經理和店主。

    他們中有些人大學時學的是英語或新聞專業，熟悉特立斯的作品，特立斯既是主顧也是他們這種服務的狂熱愛好者，他們覺得這件事非常“絕妙”；他們接受邀請和他去餐廳吃飯，接受采訪，允許他在即将出版的書裡使用他們的名字——其中有兩個人最終允許他在按摩院裡義務做經理。

     特立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秘密生活工作室”，它位于東二十六街132号一棟無電梯公寓的三層，在列克星敦大道的一個角落裡；1972年春夏，有很多個星期他在桌子後面從中午工作到下午6點，負責收錢、檢查亞麻床單的數量、和等候的顧客閑聊，按摩師和顧客進入私人房間後他也要注意着時間。

    一個客人離去後如果暫時沒有生意，特立斯會詢問按摩師情況，問她那男人說了什麼，有沒有透露什麼私人和職業生活中的情況，他的挫折、抱負、幻想。

    特立斯不久就說服按摩師幫他記日記——描述每個顧客，詳述在關上的門裡都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也告訴他按摩師自己在滿足客人欲望時心裡在想什麼。

    雖然特立斯還沒有組織場景和故事線索，但他想寫下兩個真實存在的角色在按摩院的關系——一個中年保守的商人和一個嬉皮士女生，她滿足他的性需求，利用他的壓抑，最終和他成了朋友，幫助他擺脫進按摩院時通常會有的羞恥感和負罪感。

    特立斯和幾百個男性顧客見面閑聊後，以及之後在按摩師的日記裡讀到他們時，他知道自己毫不費勁就能與他們達成認同——在很多方面他就是他們，按摩師寫下的東西很多也可以準确描述他自己。

     和大多數男人一樣，特立斯在情感上忠于一個他想要長期維持的婚姻。

    雖然他有外遇，但從不想為了那些女人離開自己的妻子，盡管他還是愛慕她們，和很多人保持密切的友誼。

    妓女從不能吸引他，尤其因為現在的娼妓都是貧民窟來的、沒受過什麼教育的年輕女人，有吸毒的問題，甚至很少有好看的。

    但是他很喜歡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按摩師——另一種“娼妓”——一個普通人可以與她以不僅僅是身體的方式産生聯系。

     很多按摩院的常客像特立斯一樣不喜歡獨自自慰；用年輕一代的說法，這樣“太遜”。

    但是被一個迷人的按摩師自慰，有一個女人在場，和她相互之間可以有所交流理解，就算不是愛情，也可以讓人心曠神怡、饒有興味。

    幾個月過去了，特立斯開始把按摩師看作某種沒有執照的治療師。

    就像每天成千上萬的人花錢請心理醫生傾聽自己那樣，這些來按摩的男人花錢請人觸摸自己。

     如果大部分按摩院的主顧和特立斯有什麼相像的話——他和這些人的對話以及讀過的日記，使他相信他們确實相像，就是他們和女按摩師的性行為并沒有降低他們在家對妻子的熱情；事實上，大部分人說他們下午在按摩院待過之後，晚上甚至會更渴望妻子——按摩師顯然激發了年長男性身上的性沖動，讓他們自我感覺更好，在家更滿足，床上床下也更想讨妻子歡心。

     但當特立斯在秘密生活工作室的桌子後工作了幾個月後，傾聽顧客說話，和年輕按摩師聊天，加上之後在東五十一街的中洲按摩院做經理，他逐漸意識到，從來沒有一個女人打來電話，詢問是否有能給女性帶來歡愉的年輕男按摩師。

    并不是女人不知道有按摩院：出租車後打着廣告，建築物牆上貼着海報，像《紐約郵報》和《村聲》這樣的報紙裡也有為男性和女性提供感官滿足的廣告。

    特立斯相信整個紐約一定有很多女人——年老的寡婦、老姑娘、自由派的中年女主管，也許會想要一次帶着精妙性享受的午間按摩，包括口交或性交，在宜人盎然的東城氛圍裡，也能獲得一些像伊麗莎白·雅頓沙龍，或者奢華的女性健康俱樂部裡的那種嬌寵。

    但是，和特立斯聊過天的按摩院主人，還有按摩師都向他擔保，沒有這種市場。

    東城一家很好的酒店裡開過這樣一個場所，打了很多廣告，但是沒法吸引女顧客來找年輕的男按摩師們，不久就被迫關門大吉。

    人們得出結論，女人不願意花錢買這種私人服務。

    女人花錢讓男人給她們洗頭發、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