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裝、安撫心靈、在健身課上瘦小腹——但是她們不願意花錢讓男人給她們提供性服務。
甚至“小白臉”的角色也大多被誤解了，非常有資格評論此事的人這樣告訴特立斯；雖然富婆确實供養小白臉，但這些年輕人的角色主要是像護衛或兒子，而不是情人。
大部分小白臉是同性戀，她們包養的這些追求者，私下也常常稱關照他們的中老年女人是“男同跟屁蟲”。
除了對男同性戀，似乎陽具本身在美國性市場上也不是很有銷路的商品。
幾乎沒有女人隻看到勃起的陽具就會有性欲，除非她們對它的主人有熱烈的好感。
除了在公共場合随便挑個人可能帶來的危險，一般異性戀女人不喜歡和沒有親密感或興趣的伴侶性交。
如果隻是想要個高潮，比起和一個陌生人的性器接觸，她更傾向于在卧室裡用陽具形狀的振動器自慰。
“女人拒斥陌生人的性器官，像人類身體的排異反應——拒斥從病毒到不匹配的移植器官——一樣自然，”一個婚姻治療師某次告訴特立斯。
“關鍵詞是‘陌生’；如果一個男人是陌生人，他的下體也是陌生的，她不太可能想要它進來，因為這樣她的人格就被侵犯了。
但是如果它不是陌生的，是某個她認識、相信、想要發展關系的人的一部分，那她就能接受它、擁抱它、與之和諧共處。
”
“因此這是符合邏輯的，”治療師繼續說，“和男人對裸女招貼畫的反應不同，女人對雜志上的裸男無動于衷。
”很多女人随後和特立斯訪談時也證實這種觀點；很少有女人說她會對着某個陌生男人的裸體照片自慰，不管男模有多英俊，多有天賦。
盡管報刊亭堆滿了數不勝數的“皮肉”男性雜志，但隻有一份封面光亮的期刊《放浪女孩》，據稱是為女性受衆刊載赤裸的男人；另一份出版物《非凡》早前想用這種照片吸引女性，但最終放棄了努力，後來完全退出了市場。
1973年，特立斯去了歐洲幾個主要城市，看看沒有受到美國清教傳統影響的歐陸女人，是否對按摩院（有時叫作“桑拿俱樂部”）中以錢交換的性反應更熱烈，對雜志中的男性裸體更感興趣；但是他發現，歐洲女人似乎和她們紐約的姐妹沒有什麼區别。
在倫敦、巴黎，甚至非常放縱享樂的城市哥本哈根，特立斯也沒有發現女人光顧按摩院，很少有女人喜歡現場的性表演或露骨的色情電影，女性雜志中裸男照片也很罕見。
他夜間在歐洲大街小巷遊蕩時，看到和紐約一樣的場景：男人獨自一人出入按摩院，男人在門口和妓女讨價還價，男人在裸體酒吧沉默地盯着女人看。
男性承認自己無止境地為異性裸體本身神魂颠倒；他們以一種分離的無人格的方式欣賞女人，甚至那些被這種關注讨好了的女人也極少能夠理解。
男人的天性是窺陰癖，女人是展示者。
女人售賣性快感；男人出錢購買。
在雞尾酒聚會的社交場合，或者尋求辦公室戀情的過程中，發起者幾乎總是男人，而抵制者基本上總是女人。
一位著名的歐洲女演員最近剛離異的丈夫告訴特立斯：“男人和女人是天敵。
女人從十幾歲的小姑娘開始，常常是不經意地就引誘了男人——她們穿緊身毛衣、畫口紅、抹香水、扭屁股，當讓男人欲火纏身後，她們突然就變得害羞正經起來。
”男人想要女人必須給的東西，他承認，但是女人會拒絕，直到達到條件或得到承諾。
女人能給一個無力的男人暫時的力量感，至少能讓他安心自己不是完全無能的；對于男人來說，女人雙腿間那溫暖接納的地方是無可替代的，是男人總想回歸的出生之地。
他補充道，但是回歸幾乎總是要付出代價的，有的時候代價還很高。
教會和法律嘗試“把陽具社會化”，他說，把它的使用限制在有價值的場合，例如一夫一妻制的婚姻裡。
“婚姻是對陽具的一種武力管制”，卻不能完全控制過剩的男性性精力，這些精力大部分發洩在色情産業和城市裡的紅燈區——那些反堕落小隊、禁欲的神父和一些痛恨男人的女權主義者想要清除的地方。
“這些‘淨化’運動，”他得出結論，“其實是向男性的生理自然宣戰，從中世紀開始，它們就以這樣那樣的形式進行着。
”
從歐洲回來後，特立斯繼續調查美國，遊曆内陸，采訪普通男女、公民領袖和當地名人；他和專情的夫妻、公認的浪蕩子、檢察官、辯護律師、神學家還有婚姻顧問交談。
他在西弗吉尼亞州和肯塔基州待了好幾周，印第安納，俄亥俄，然後南下到聖經帶，在那兒參加教堂布道和市政會議，在雞尾酒酒吧偷聽，拜訪轄區内的人家和紅燈區。
白天他在商業區溜達，注意到伍爾沃斯超市和傑西潘尼百貨商店與當地按摩院和限制級電影院挨得很近。
晚上他在假日酒店、華美達酒店和其他汽車旅館的廳堂裡徘徊，觀察到穿灰西裝拎公文包的男人在走上他們的房間前會在報刊亭買一本《花花公子》或《閣樓》。
他也觀察到年輕夫婦帶着孩子，将車開進購物中心；結實的扶輪社會員和同濟會[國際同濟會（KiwanisInternational），一個以“關懷兒童，無遠弗屆”為任務目标的服務性組織，1915年1月21日創建于美國密歇根州底特律。
“Kiwanis”源于底特律地區的一種印第安語中的“NuncKee-wanis”，意為“我們交易”。
]會員穿着豔麗的緞面襯衫把保齡球投下狹窄閃光的球道；卷發有雀斑的鄉下姑娘，從高中圖書館借出來哥特式小說；曬得黝黑的郊區居民在網球場混合雙打；“百事一代”[“百事一代”（thePepsiGeneration），百事可樂在六七十年代的廣告詞，指喝百事可樂的一代人。
]周日在教堂合唱團唱歌。
在這些地方和這些人詳細交談之後，特立斯感覺正常的美國家庭生活和傳統表面上還在延續，但内裡正在被重新思索和評價。
旅行從頭至尾他不斷提醒自己，雖然性解放在社會和科學方面帶來了許多變化——避孕藥、堕胎改革、對審查制度的法律限制，成百上千萬美國人最愛讀的書仍舊是《聖經》，忠于婚姻，上大學的女兒仍舊是處女。
《讀者文摘》毋庸置疑在美國銷售火爆；盡管全國離婚率比任何時候都高，再婚率也居高不下。
然而，自特立斯大學畢業以來，改變了美國中産階級思想意識的巨大變遷，還是給了他更深刻的印象；雖然70年代有很多人滿懷希望地預言，社會還是會回到更保守的50年代，但特立斯懷疑這是否可能。
如果那樣，就必須判定堕胎和避孕為非法，将通奸者下獄，需要審查的不僅有《花花公子》，還有《Vogue》和周日《紐約時報雜志》上的媚登峰内衣廣告。
盡管最高法院1973年的米勒判決在那時看來是不祥的聲明，使得像威廉·哈姆林這樣的人深受其害，但是陪特立斯旁聽淫穢案審判的律師，在後來一起閑談時預測，米勒判決無力維持這股讓公民自由主義者警覺的趨勢。
據說，大部分當代的法官比年老的法官更傾向于自由派；甚至在威奇托這樣保守的城市，在一項淫穢案中，《搞》的紐約出版商也戰勝聯邦檢察官赢了官司。
米勒判決一年後，全國書報攤開始售賣《風塵女郎》雜志，又降低了露骨的底線——雖然它的出版商在佐治亞州法院外被身份不明的攻擊者射出的子彈擊中，可能會永久殘疾，編輯們卻沒被吓倒。
全國很多地方，迷人的女演員出人意外地同意出演露骨的色情電影——其中一部在賓夕法尼亞州偏僻的山林中拍攝時，特立斯得以在旁邊觀察。
電影在一個租來的大莊園裡拍攝，特立斯與演員和技術人員在一起待了一周。
團隊裡的一些成員，包括導演，之前在《深喉》和《瓊斯小姐内心的惡魔》中合作過；盡管在賓州拍攝的這部電影——《艾吉小姐的回憶》，沒有《深喉》和《瓊斯小姐》那麼賺錢，但在矯揉造作的劇情、群交場面、噴射的陽具、熒幕上女演員進攻性的性行為等方面，它和更成功的這些先行者很相像。
特立斯懷疑，正是這些女人愉快輕率地邀男人上床、似乎對無人格的性來者不拒的場景，滿足了大部分常去大城小鎮上限制級影院的中年男顧客的願望和幻想。
電影中的色情影星和現實生活中的女人不同，馬上就獻出了身體，不拒絕任何人，幾乎不要前戲，似乎用很多方式都能達到高潮，而且不追求浪漫的承諾。
像喬治娜·絲波文、瑪麗蓮·錢伯斯和琳達·洛夫萊斯這樣的限制級影片女主人公，為了自己的快感使用男人，甚至在第一個精疲力竭後還要第二、第三個；雖然批評色情作品的人常常指責色情電影剝削女性、美化暴力，這些觀點卻不符合特立斯自己在片場看到的東西，也不符合他坐在時報廣場和全國其他地方破舊的電影院裡看到的大量内容。
如果觀衆想要的是暴力，可以在R級甚至PG級電影裡看到——戰争片、《教父》詩史三部曲、沒完沒了模仿《驅魔人》的心理——精神恐怖片。
比較而言，色情影片就非常寡淡了；對它要有什麼合理的憤慨，那也就是售票處每名觀衆五美元的票價太貴了，電影低劣的質量、幼稚可笑的劇情、不令人信服的表演——甚至在卧室場景裡演員也總是軟下來，徒勞地想要刺激起性交，不值這個價。
在電影院之行中，特立斯确實看到過“小貓色情片”，即展示未成年人性行為的色情片；但這種電影極少，受衆範圍很窄；盡管他看到了一些虐戀片，但這些片裡面處于性支配地位的女性和男性同樣多——例如穿高跟鞋的女神用鞭子抽打男人，擠壓他們的下體，蹲在俯卧的男人身上往他臉上撒尿也不是那麼罕見。
對這種場景要還有什麼能說的，特立斯猜想，那就是很多男人會覺得女人蹲着的特寫鏡頭很有性教育意義，因為特立斯很久之前就推測，大部分他這一代的男人并不知道，女人的尿道和陰道不是同一個地方。
特立斯離開賓州的電影班子後——他們的拍攝計劃延遲了一天，因為一個演員無法在恰當的時候射精，到芝加哥遇到并結交了在南沃巴什大道上開按摩院的哈羅德·魯賓，一個有點矮但強健的男人，三十五六歲，下颌突出，藍眼睛，一頭金色長發用油梳過。
特立斯第一次遇到魯賓時他的言行充滿對戴利市長、芝加哥警察、市政火警和建築巡視員抑制不住的蔑視，聲稱他們正在騷擾他，想要逼他關門。
他從書桌上拿起一張驅逐通知給特立斯看，那是房東寄過來的——上面除了其他所宣稱的惡行，還提到魯賓曾在前窗貼了一張告示，寫着：“操尼克松，趕在他操我們之前”。
魯賓說他最近被一個法官罰款1200美元，因為出售據說是下流的書，還被指控他在自己居住的芝加哥郊區伯溫市政廳台階上扔了一塊馬糞，但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魯賓漂亮的棕發妻子是一個女按摩師，她最近煩透了他和法律不斷起沖突，抛棄他去了佛羅裡達州，留下他們3歲的兒子：他在魯賓按摩院的接待室和走廊裡騎他的三輪車，把玩具扔得到處都是。
魯賓承認，因為越來越多的突襲搜查，生意變得非常不好做；下午幾乎無事可做，魯賓對特立斯說了很多對未來渺茫的希望，回憶起虛度的青春和在芝加哥遭遇的各種麻煩。
除去他對當局的抗議和宿怨，魯賓似乎挺欣賞自己在一個相當保守的城市裡的這種反抗者和浪子的形象；芝加哥頭條寫手叫他“怪人哈羅德”後，他就用這綽号做了自己按摩院正式的名字。
但是當他遠離生意場的霓虹燈和色情海報，他在社會生活方面似乎和最正派的批評者同樣保守；他靜靜地住在伯溫的居民區，每周去守寡的祖母那兒兩次，他和兒子住的公寓一塵不染，裝飾精美。
他收集小藝術品、古董小玩意兒和易碎的小裝飾物，把首飾裝在玻璃容器和黃銅盒子裡，定期除塵擦亮。
牆上是世紀之交的海報，客廳裡的椅子和沙發比他祖母的年紀都要大。
他用1910年生産的一架愛迪生留聲機聽音樂，對他的木質冰盒、惠普自動唱片點唱機和同樣老的普爾菲口香糖機器感到很驕傲。
他井井有條的卧室的書架上，有老版皮質封面的全集書；他的壁櫥裡整齊地堆着一摞摞50年代的裸體雜志，裡面的照片大多拍的是他一生中大部分性幻想的中心——黛安娜·韋伯。
他娶的女按摩師和他夢中的加州模特頗為相像，他們在一起的第一年，1969年，魯賓會陪她到庫克鄉村森林保護區，在樹木間隐蔽的地方為她拍裸體照，擺的造型和黛安娜·韋伯在雜志中的樣子一模一樣，那些雜志他如此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壁櫥裡。
哈羅德·魯賓狂熱地回憶，他少年時期在卧室裡與黛安娜·韋伯幻想中的接觸，這不久就激勵特立斯飛到南加州，尋找他自己和黛安娜相遇的機會；特立斯通過和她合作過一次的攝影師的幫助，找到了她家的地址和私人電話，但給她寫的信和在電話應答機裡留下的幾條信息，她完全沒回複，後來她在好萊塢做紀錄片電影剪輯的丈夫幫了忙，她終于同意在馬利布家裡接受采訪，那是一個灰暗陰冷的下午，而特立斯受到的冷遇讓這個下午更加寒冷。
黛安娜·韋伯繃着臉開了門。
這個40多歲赤着腳的女人将嬌小但有些豐滿的身材隐藏在褪色的藍牛仔褲和寬大的男士T恤裡，長長的棕色頭發和黑框眼鏡是最近很多女權主義者的風尚，她對特立斯說話時更像是在講課而非打招呼。
她說，特立斯找她時的堅持不懈并沒有觸動她，她也強調，希望這個采訪很簡短。
她提醒說，她現在不是公衆人物了，然後帶他走向客廳裡現代風格的沙發，這間整潔的客廳可以俯瞰海灘；雖然承認當時做裸體模特很愉快，但她現在完全投入一份全職工作，在附近凡奈斯社區當女子舞蹈教練。
她說自己在“女人村”教要求很高的肚皮舞，偶爾也和她最好的學生和一個演奏中東音樂的樂隊在洛杉矶和附近的公共場合表演。
她說話的時候特立斯沒有打斷，仔細聽着，最後她似乎放松下來，對他不那麼反感了。
盡管他覺得她很迷人，訪談深入後也更加清楚她的聰明才智和能言善辯，但他相信哈羅德·魯賓如果在這裡可能會失望。
在老照片上她顯得性感撩人、自由奔放，但她自己并不是這樣的，特立斯猜想很多年前她拍照片時可能也不是這樣。
她年輕時脫下衣服、伸開手足裸體躺在加州沙丘上時，很可能腦海中完全沒有淫穢色情的念想，不過特立斯可不敢肯定男攝影師腦中沒有這種想法。
他們是男人，在為男人拍攝照片，就算她不知道，他們毫無疑問知道，最終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