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低溫，又從碗櫃裡，找出了一盒英國什錦餅幹，用一隻五花瓣的水晶玻璃碟盛了一碟，拿到客廳裡，擱在花梨木咖啡桌上的銀盤裡。
還不到五點鐘，客廳裡已經漸漸黯淡下來，吳振铎把茶幾上的兩盞台燈撚燃，暗金色的光暈便溶溶地散蕩開來。
下午羅莉泰問他，要不要在家裡吃飯，他告訴她，晚上要請客人出去上館子，趁機也就把她打發了出去。
回頭呂芳來了，他要跟她兩人，單獨相聚一會兒。
羅莉泰愛管閑事，太啰嗦，不過這兩年，他的飲食起居倒還全靠她照顧。
羅莉泰是古巴難民，卡斯特羅把她的咖啡園沒收了，兒子又不放出來。
羅莉泰常常向他唠叨往事，一談到她兒子，就哭個不停。
起初他還禮貌地聽着，後來她一開口，他便借故溜掉。
日間病人的煩怨苦楚，他聽得太多，實在不願再聽羅莉泰的傷心史。
這些年來，他磨煉出一種本事，病人喋喋不休的訴苦，他可以到達充耳不聞的境界。
前天早上，費雪太太的特别護士打電話來告急，他趕到她派克大道那間十二層樓的豪華公寓時，費雪太太剛斷氣，心髒衰竭急性休克而死，死的樣子很猙獰，死前一定非常痛苦。
他把那床白緞面的被單蓋覆到她那張老醜而恐怖的臉上時，他的第一個反應是覺得大大地松了一口氣。
費雪太太不必再受罪，他也得到了解脫。
這位闊綽的猶太老寡婦，給他醫治了七年多，夜間急診，總不下十五六次。
她經常地害怕，怕死，一不舒服，就打電話來向他求救，有時半夜裡，她那斷斷續續帶着哭音的哀求，聽得他毛骨悚然。
有時他自己也不禁吃驚，怎麼會變得如此冷淡，對病人的苦痛如此無動于衷起來。
他記得初出茅廬，獨立醫治的第一個病人，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學藝術的，人長得很甜，不幸卻患了先天性心髒瓣膜缺損，他盡了全力，也沒能挽回她的生命，那個女孩子猝然病逝後，有很長一段日子，他寝食難安，内心的沮喪及歉疚，幾乎達到不堪負荷的程度。
那是他第一次驚悟到，人心原來是一顆多麼複雜而又脆弱的東西。
做一個醫生，尤其是心髒科的醫生，生死在握，責任又是何等地嚴肅、沉重。
他不禁想到他父親吳老醫生懸壺濟世的精神來。
他父親早年從德國海德堡大學學成歸國後，一直在中國落後偏僻的内地行醫，救濟了無數貧病的中國人。
抗戰期間，國内肺病猖狂，吳老醫生在重慶郊外歌樂山療養院主持肺結核防治中心，他記得他父親白發蒼蒼，駝着背終日奔走在那一大群青臉白唇，有些嘴角上還挂着血絲的肺病患者中間，好像中國人的苦難都背負在老醫生那彎駝的背上似的。
勝利後，他父親送他留美學醫，臨離開上海時，吳老醫生鄭重地囑咐過他兩件事：一定要把醫術學精。
學成後，回到自己的國家，醫治自己的同胞。
他父親的第一個願望，他達到了，第二個卻未能履行，當然，許多原因，使他未能歸國，譬如國内的戰事，而且珮琪也絕對不肯跟他回中國去。
但是如果呂芳的信，頭一年就來了——哪怕就像這封遲到的信，隻有短短兩行——他相信，論文趕完，他可能也就回國去了，去找呂芳。
那時，他是那麼莫名其妙地愛戀着彈肖邦夜曲的那個女孩子。
吳振铎走到那架史丹威鋼琴前面坐了下來，不經意地彈了幾下，肖邦那首降D大調的夜曲，他早已忘卻如何彈奏了。
對音樂的欣賞，近年來，他的趣味變得愈來愈古典，愈嚴峻。
莫紮特以後的作曲家，他已經不大耐煩。
他不能想象自己一度曾經那樣着迷過肖邦那些浪漫熱情的曲調。
當然，那都是受了呂芳的影響。
那時他們都住在曼哈頓西邊的六十七街上。
呂芳那幢公寓房子裡，住了幾個朱麗亞音樂學院的女學生，拉拉彈彈，經常有人在練提琴鋼琴。
平常他也不太注意，有一天傍晚，那是個溫熱的仲夏夜，曼哈頓的夜空剛剛轉紫，他從愛因斯坦研究院做完解剖實驗回來，身上還沾了福爾馬林的藥味。
經過呂芳那幢公寓時，臨街那扇窗子窗簾拉開了，裡面燃着暈黃的燈光，靠窗的那架烏黑的鋼琴頭上，一隻寶藍的花瓶裡，高高地插着三朵白得發亮的菊花。
有人在彈琴，是一個穿着丁香紫衣裳，一頭長長黑發的東方女郎，她的側影正好嵌在暈黃的窗框裡。
肖邦那首降D大調的夜曲，汩汩地流到街上來，羼進了那柔熟的夜色裡。
他伫立在街邊，一直聽完了那首夜曲，心中竟漾起一陣異樣的感動。
後來他認識了呂芳，發覺她并沒有他想象的那麼美，她是一個濃眉大眼、身材修長的北方姑娘，帶着幾分趙燕兒女的豪俊。
而她所擅長的，也并不是夜曲那一類纖柔的作品，而是肖邦那些激昂慷慨一瀉千裡的波蘭舞曲。
肖邦逝世百周年紀念，在卡耐基禮堂舉行的鋼琴比賽會上，呂芳赢得了一項優勝獎，演奏的就是那首氣勢磅礴的《英雄波蘭舞曲》。
呂芳有才，但那還不是吳振铎敬愛她的主要原因。
跟她接近以後，他發現，呂芳原是一個胸懷大志，有見解，有膽識的女子。
開始他也并沒有料到他對呂芳，會那樣一往情深。
隻覺得兩人談得很投契，常常在一起，談理想，談抱負。
呂芳出身音樂世家，父親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名教授。
她要追随父志，學成後，回國去推廣音樂教育，“用音樂去安慰中國人的心靈”。
他自己那時也有許多崇高的理想和計劃：到蘇北鄉下去辦貧民醫院。
他記得抗戰後，曾經跟着他父親到鹽城一帶去義診，蘇北地瘠人窮，他看到當地的人，水腫疥癞，爛手爛腳，真是滿目瘡痍。
那段時期跟他們常在一起的，還有大炮高宗漢，神童劉偉，三個人圍着呂芳，三星捧月一般，周末聚在百老彙上一家猶太人開的咖啡店裡，那家的咖啡煮得特别香，點心也不錯，呂芳一杯又一杯，不停地喝着不放糖的濃咖啡，高宗漢在一本拍子簿上，畫了一張中國地圖，一支紅鉛筆在那張秋海棠的葉子上，一杠過去，從東到西——那是高宗漢替中國設計的鐵路，從東北的長春橫跨大溪直達新疆的伊犁。
高宗漢在布魯克林理工學院學土木工程，專攻鐵道。
他是個六尺軒昂的東北大漢，家裡是個地主，有幾百頭牛羊，思想卻偏偏激進，大罵東北人封建落後，要回到東北去改革。
他的嗓門大，又口無遮攔，高談闊論起來，一副旁若無人的狂态，一杠紅筆下去，好像中國之命運都決定在他手中了似的。
他那時專喜歡跟高宗漢擡杠，把他叫做布什維克恐怖分子。
高宗漢也反唇相譏，笑他是小布爾喬亞的溫情主義者，當然，高宗漢是笑他在追呂芳，呂芳倒也不偏袒，看見他們兩人争得面紅耳赤，隻是笑着。
劉偉卻安靜得多了，他人小，五短身材，戴着一副酒瓶底那麼厚的近視眼鏡，等他們争罷了，他才慢條斯理地聳聳眼鏡，說道：“肥料，中國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化學肥料！”劉偉在哥倫比亞念化工，二十五歲便拿到了博士，論文是寫氮肥的合成法。
就那樣，幾個人在咖啡店裡，高論國家興亡，一直泡到深更半夜。
那一段日子，他确實是快樂而豐富的。
直到一九五一年，呂芳、高宗漢、劉偉幾個人都比他先畢業，一同回國去了，他才突然感到完全孤立起來。
他對呂芳是那樣地依戀不舍，一直從紐約送她到舊金山去。
呂芳臨上船時，答應過他，一到上海，就馬上給他來信。
他們三個人坐的是克利佛蘭總統号，三個人并肩立在甲闆上，靠着欄杆，船開航了還在向他招手。
呂芳夾在中間，頭上系着一塊大紅的絲巾，三個都笑得那般燦爛，就好像加利福尼亞一碧如洗的藍空裡，那片明豔的秋陽一般。
然而，二十五年，人世間又該經過多少的滄桑變化了呢？吳振铎不禁欷歔起來，他擡眼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