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琴上那一大捧菊花，插在那隻桃紅的花瓶裡，上面盈盈的水珠還沒有幹，一球球白得那般鮮豔，那般豐盛。
吳振铎用手捋一捋發鬓，大概呂芳也是一頭星星白發了吧？吳振铎有點怅然起來，他突然又想到那個仲夏夜裡，呂芳彈着肖邦夜曲，窗中映着的側影來。
今晚他真是要跟呂芳好好地談談心，話話舊，兩個人再重溫一下那逝舊的歲月。
呂芳的頭發并沒有變白，隻是轉成了鐵灰色，而且剪得短短的，齊着耳根，好像女學生一般。
她的人倒是發胖了，變得有點臃腫，穿着一套寬松粗呢沉紅色的衣褲，乍看去，反而變得年歲模糊不清。
“老了，是嗎，呂芳？”吳振铎發覺呂芳也在打量他，一邊接過她那件深灰色的大衣，對她笑着說道。
“上了點年紀，你倒反而神氣了，振铎。
”呂芳也笑着應道。
吳振铎替呂芳将大衣挂到壁櫥裡，然後去把咖啡倒進了銀壺，替呂芳斟了一杯，熱騰騰的咖啡，濃香四溢起來。
“你喜歡黑咖啡，我熬得特别濃。
”吳振铎彎下身去，把銀杯擱在銀碟裡，雙手捧了給呂芳。
“太濃的咖啡，現在倒不敢喝了，”呂芳擡起頭來笑道，“怕晚上失眠。
”
“那麼加些牛奶跟糖好麼？”吳振铎夾了兩塊糖放到呂芳的咖啡裡，又替她倒上了牛奶，自己才斟了一杯，在呂芳對面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呂芳，講講你的故事來聽吧！”吳振铎望着呂芳微笑道，“你信上什麼也沒有說。
”
呂芳笑了一笑，低下頭去，緩緩地在啜着熱咖啡。
“你要聽什麼？”
“什麼都要聽！這些年中國發生了這麼多事！”
“那還了得！”呂芳呵呵笑了起來，“那樣三天六夜也講不完了！先說說你自己吧！你這位大醫生，你的太太呢？”
“她是美國人，美國猶太人——我跟她已經分開了。
”
“哦！是幾時的事？”
“兩年了，她也是彈鋼琴的，還是你們朱麗亞的呢！不過，她的琴彈得沒有你好。
”
“你說說罷咧。
”呂芳搖着頭笑道。
“她彈肖邦，手重得很，”吳振铎皺起眉頭，“而我對她說：‘肖邦讓你敲壞啦！’”說着吳振铎跟呂芳都笑了起來。
“你呢，呂芳？你先生呢？他是什麼人？”
“巧得很，我先生也是個醫生，外科醫生，留英的。
”
“哦？他也跟你一塊兒出來了麼？”
“他老早不在喽，死了快八年了。
”
“呂芳，”吳振铎凝望着呂芳，“我們都走了好長一段路了。
”
“我的路走得才遠呢！”呂芳笑道，“兜了一大圈，大半個地球，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那天經過朱麗亞，一時好奇，走了進去，有人在練歌劇，唱茶花女——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又回到了紐約來。
”
“呂芳，這些年你到底在哪裡？你的消息，我一點也不知道！”
吳振铎把那碟英國什錦餅幹捧起來遞給呂芳，呂芳揀了一塊夾心巧克力的，蘸了一下杯裡的咖啡，送到嘴裡，慢慢咀嚼起來。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上海，我回去後，他們把我派到上海音樂學院去教書。
當然，其間全中國都跑遍了，最遠還到過東北去呢。
”
“你大概桃李滿天下了，”吳振铎笑道，“從前你還發過宏願：要造就一千個學生。
”
“一千個倒沒有，”呂芳也笑了起來，“一兩百總有了吧。
當然，那是剛回去那幾年的事，那時倒真是幹勁十足，天天一早六點鐘便爬起來騎腳踏車去教書去了。
中國的學生實在可愛！上海冬天冷，教室沒有暖氣，那些學生戴了露手指的手套，也在拼命地練琴，早上一去，一個音樂學院都是琴聲。
我有一個最得意的學生，給派到莫斯科去參加比賽，得到柴可夫斯基獎第二名，跟美國的VanCliburn隻有半分之差！我真感到驕傲，中國人的鋼琴也彈得那麼好——可惜那個學生在‘文革’時讓紅衛兵把手給打斷了。
”
“是嗎？”吳振铎微微皺了一下眉，“我也聽聞一些紅衛兵的暴行。
”
呂芳低下頭去，啜了一口咖啡輕輕地舒了一口氣。
“呂芳，我要向你興師問罪！”吳振铎拿起咖啡壺替呂芳添上熱咖啡。
“為什麼？”
“我要你償還我兩年寶貴的光陰來！你知道，你回國後，我等你的信，足足等了兩年！到七百二十九天那天早上，我去開信箱，心裡還抱着一絲希望，希望奇迹出現。
因為我發過誓：要是那天你的信再不來，我就要把你這個女人忘掉！”吳振铎說着自己先哈哈地笑了起來，“呂芳，其實我一直沒有忘掉你，常常還想起你來的。
你為什麼一去音訊俱杳？你曾經答應過，回去馬上來信的！”
呂芳一直望着吳振鋒微笑着，隔了好一會兒說道：
“我一回到上海，公安局便派人來要我交代海外關系。
他們問得很詳細，而且什麼都知道。
我在紐約去看過國民黨辦的一個國畫展，他們不知怎麼也知道了，問我畫展的門票多少錢。
一共問了三次，我前後答錯了，惹了許多麻煩，還用書面交代了半天。
一進去，裡面是另外一個世界，跟外面的關系，切斷還來不及，還去自找麻煩？而且——”呂芳遲疑了一下，“我怕我寫信給你，你也會跑了回去。
”
“呂芳——”吳振铎手上的銀咖啡杯擱到那張花梨木的咖啡桌上。
“振铎，我在裡頭，很少想到你，想到外面，”呂芳定定地注視着吳振铎，“回去後，等于是另外一生的開始。
可是有一次，我卻突然想起你來，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鬧得最兇的時候，我們音樂學院首當其沖，被列為資本主義學閥大本營，給整得很厲害。
教西洋音樂的先生們，尤其是留過學的，統統打成了黑幫，變成革命的對象。
群衆沖擊，紅衛兵沖到我家裡，把我帶回去的兩百多張唱片砸得粉碎，幾箱琴譜，我一夜都來不及燒。
當然我們一個個都挨鬥了，鬥我的時候，要我向群衆認罪。
平常我并沒有犯過政治錯誤，最大的錯誤不該是個留美學生。
我站到一隻肥皂箱上，轉了一圈，嘴裡一直念着：‘我是洋奴。
’‘我是洋奴。
’真是裝瘋呀，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你來，心裡暗自嘀咕：‘幸好吳振铎沒有回來！’”
“咳，呂芳！”
“你不知道，我那時成了有名的‘洋奴’，個個都叫我‘呂洋奴’——”呂芳咯咯地笑了起來，“大概我确實有點洋派吧，喜歡穿幾件外國帶回去的衣服，而且還有洋習慣，愛喝咖啡，這也教我受了不少累！香港親戚有時寄罐咖啡給我。
有學生來看我，我便煮點咖啡招待他們——誰知道這卻變成了我主要罪狀之一：毒化學生思想。
其實我的‘洋奴’罪名恐怕真還救了我一條命哩！‘洋奴’還不是‘反革命’，不必治死，在裡頭，想不出個好罪名來，是過不了關的——”
“真虧了你，呂芳——”吳振铎含糊地說道。
“我還算好，整個‘文革’隻挨過一鞭，”呂芳指了指左邊肩膀笑道，“就打在這裡。
有一個時期，我們統統關進了學校裡，隔離審查，吃飯睡覺都是集體行動。
從宿舍到飯廳大約有兩百米，每天吃飯，我們都是排隊走去的，不過，要一直彎下身，九十度鞠躬，走到飯廳去，那些紅衛兵在我們身後吆喝着，手裡拿着長皮鞭，趕牛趕羊一般，哪個落了隊，便是一鞭過去。
有一次，我是在最後，腰實在彎痛了，便直起身來伸了一下，嗖的一聲，左肩上便挨了一鞭，疼得我跳起來，回頭一看，那個紅衛兵，最多不過十五六歲，又瘦又小，頭上的帽子大得蓋到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