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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個照面，兩人同時都吃了一驚，我看見他一臉青白，嘴唇還在發抖。
那些孩子大概給自己的暴行也震住了。
我隻不過挨過一鞭，我們院長卻給鬥得死去活來，趴在地上逼着啃草。
好幾位先生熬不住都自殺了。
我們鋼琴系一位女教授，留英的，是個老處女。
紅衛兵把她帶回去的奶罩三角褲統統搜出來，拿到校園裡去展覽。
那個老處女當夜開煤氣自盡了，她穿上旗袍高跟鞋，塗得一臉胭脂口紅，坐得端端正正死去的。
紅衛兵走了，工宣隊又駐了進來，七折八騰，全國最好的一家音樂學院，就那樣毀掉了——”
呂芳聳了聳肩膀，苦笑了一下。
“真是的，”吳振铎喃喃應道，“你先生呢？”
“他本來是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的外科醫生，‘文革’一來就給下放了，一直放到湖北黃岡一個鄉下又鄉下的地方，他最後一封信說，那裡的蚊子，随便一抓就是一把。
他怎麼死的，幾時死的，我到現在還不清楚。
有好長一段時間，我以為他仍舊活着——”呂芳搖了搖頭，“我跟他的感情其實并不很好，兩人在一起，常吵架，但那幾年，我卻特别想念他，我一個人在上海完全孤立了起來，連找個人說話也找不到。
偏偏那時卻患上了失眠症，愈急愈累愈睡不着。
上海八九點鐘，大家都熄燈在家裡躲了起來。
一個幾百萬人的都市，簡直像座死城。
我躺在床上，睜大眼睛，望着窗外一片漆黑，真是感到長夜漫漫，永無天明一般——”
“你的失眠症怎麼了？現在還吃藥麼？”吳振铎關切地問道。
“有時還吃安眠藥。
”
“安眠藥不好，我來給你開一種鎮靜劑，不太影響健康的。
”
“來到紐約後，我的失眠症倒減輕了許多。
一個月最多有四五晚。
你不知道我現在多麼貪睡，沒有事，便賴在床上，一直睡到下午兩三點也不肯起來。
”說着呂芳自己笑了起來，吳振铎起身執起銀壺又替呂芳添上熱咖啡，呂芳垂下頭去，喝了兩口，她把托杯子的銀碟放回桌上，雙手握着咖啡杯，一邊取暖，一邊出起神來。
在朦胧柔和的暗金色燈光下，吳振铎突然怵目到呂芳那雙手，手背手指，魚鱗似的，隐隐地透着殷紅的斑痕，右手的無名指及小指，指甲不見了，指頭變成了兩朵赤紅的肉菌，襯在那銀亮的镂着W花紋的咖啡杯上，分外鮮明。
呂芳也似乎察覺到吳振铎在注視她的手。
“這是我在蘇北五七農場上的成績。
”呂芳伸出了她那隻右手，自己觀賞着似的。
“你到蘇北去過了麼？”
“在徐州附近勞動了兩年，那是‘文革’後期了。
”
“從前我跟父親到過鹽城，那個地方苦得很呢。
”
“現在還是一樣苦，我們那個農場漫山遍野的雜草，人那麼高。
有一種荊棘，頂可怕！開一團團白花的，結的果實爆開來，一球球的硬刺。
我們天天要去拔野草，而且不許帶工具，攏下來，個個一雙手都是血淋淋的，紮滿了刺，那些刺紮進肉裡，又痛又脹。
晚上在燈下，我們便用針一根根挑出來。
我這隻手指甲裡插進了幾根，沒有挑幹淨，中毒化膿，兩隻手指腫得像茄子，又烏又亮——隻好将指甲拔掉，把膿擠出來——”
“呂芳——”
吳振铎伸出手去，一半又縮了回來。
呂芳從前那雙手，十指修長，在鋼琴鍵盤上飛躍着，婀娜中又帶着剛勁。
呂芳很得意，手一按下去，便是八個音階。
那次在卡耐基禮堂中，肖邦逝世百周年比賽會上，呂芳穿着一襲寶藍的長裙，一頭烏濃的長發，那首《英雄波蘭舞曲》一奏完，雙手潇灑地一揚，台下喝彩的聲音，直持續了幾分鐘。
台上那隻最大的花籃便是他送的，有成百朵的白菊花。
呂芳一向大方灑脫，兩人親昵也不會忸怩作态。
周末他有時請她出去，到LatinQuarter去跳舞，握着她的手，也隻是輕輕的，生怕亵渎了她。
他對呂芳的情感、愛慕中，總有那麼一份尊敬。
“呂芳，”吳振铎望着呂芳，聲音微微顫抖地叫道，“有時我想到你和高宗漢、劉偉幾個人，就不禁佩服你們，你們到底都回去了，無論怎麼說，還是替國家盡了一份力。
”
“高宗漢麼？”呂芳又揀了一塊餅幹，嚼了兩口。
“你們回去還常在一起麼？”
“沒有，”呂芳搖了搖頭，“他給分派到北京，那麼多年，我隻見過他一次。
”
“哦？”
“那還是六六年，‘文革’剛開始，我給送到北京社會主義學院去學習。
有一天，在會堂裡，卻碰見了高宗漢。
我們兩人呆了半天，站在那裡互相幹瞪眼，後來我們沒有招呼便分手了。
那裡人多分子複雜，給送去，已經不是什麼好事了，何必還給對方添麻煩？許多年沒見到他，他一頭頭發倒白光了。
”
“高宗漢，他回去造了鐵路沒有？他一直要替中國造一條鐵路通到新疆去的。
”
“通新疆的鐵路倒是老早造好了，可是哪裡有他的份？”呂芳笑歎道，“他回去沒有多久便挂上了耳朵。
”
“挂耳朵？”
“這是我們裡頭的話！”呂芳笑了起來，“就是你的檔案裡，思想欄上給打上了問号——”呂芳用手畫了一個耳朵問号，“你曉得的，高宗漢是個大炮，他老先生一跑回去，就東批評，西批評，又說裡面的人造鐵路方法落後，浪費材料，這樣那樣，你說多麼遭忌？有一陣子，國内真的有計劃造鐵路通新疆了，老高興奮得了不得，到處向人打聽造路的藍圖。
他在朋友家裡，碰見了一個他們鐵道部的工程師，還是個清華畢業生，大概是參加築路計劃的，他興沖沖向人家盤問了一夜。
那個人寫了封信，密告到他組織裡。
那條鐵路，通西伯利亞，與國防有關，一個留美學生，查問得那麼詳細，居心何在？就那樣，那封密告信便像一道符咒，跟了高宗漢十幾年，跟到他死那一天——”
“高宗漢——他死了麼？”吳振铎坐直了起來，驚問道。
“這些事都是他太太告訴我的——”呂芳歎了一口氣，“他太太後來調到上海工作，跟我私下還有些交往，她叔叔是高幹，托人打聽出來的。
老高自己，遭人暗算，至死還蒙在鼓裡。
他在鐵道部一個單位裡窩了十幾年，做了繪圖員，總也升不上去。
老高的個性，怎麼不怨氣沖天？同事們都讨厭他，一有運動，便拿他出去鬥，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又留美，正是反面教材的好榜樣！‘文革’老高給整得很慘，被罰去拖垃圾，一天拖幾十車，拖得背脊骨發了炎，還是不準休息。
有一天，他的屍體給人發現了，就吊在垃圾坑旁的一棵大樹上——”
“嗳——”
“他這一死不打緊，可就害苦了他的太太，自殺者的家屬，黑上加黑。
他太太打電話到火葬場，那時北京混亂，死的又多，火葬場本來就忙，何況又是個‘自絕于人民’的罪人？便不肯去收屍。
你知道，北京的夏天，熱得多麼兇猛？兩三天屍體便腫了起來。
他太太沒法子，隻好借了一架闆車，跟兩個兒子，母子三人，把高宗漢的屍體蓋上了油布，自己拖到火葬場去。
走到一半，屍體的肚子便爆開了，大腸小腸，淋淋漓漓，灑在街上，一直灑到火葬場——他太太苦苦哀求，火葬場的人才肯把屍體燒化，裝進骨灰匣裡去——”
呂芳和吳振铎兩人都垂下了眼睛，默默地對坐着，半晌，呂芳才黯然說道：
“臨走前，我還去祭了他的。
我買了一隻小小的花圈，夜裡悄悄掩進了他太太家，他太太不敢把他的骨灰匣擺出來，一直都藏在書架後面，我去了才拿出來，我把花圈擺上去，鞠了三鞠躬，算是向他告了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