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骨灰終于有了下落。
一九七八年哥哥摘掉帽子從黑龍江返回上海，便開始四處打聽，尋找父親的遺骸了。
他曾經數度到崇明島去查詢，可是不得要領，那邊勞改農場的領導已經換過幾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過羅任平這樣一個人。
“文革”期間，從上海下放到崇明島勞改的知識分子，數以千百計，父親在交通大學執教，雖然資格很老，但隻是一個普通數學教授，還稱不上“反動學術權威”。
他在崇明島上的生死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會。
那個年代，勞改場上倒斃一兩個年邁體衰的知識分子，大概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哥哥奔走年餘，父親的骨灰下落，始終石沉大海。
父親在崇明島上勞改了八年，是一九七六年初去世的，離“四人幫”倒台，隻差幾個月的光景。
哥哥信上說，按規定，骨灰保存，時限是三年；三年一過，無人認領，便會處理掉，因此他焦急萬分，生怕年限一到，父親的骨灰流離失所，那麼便永無安葬之日了。
未料到今年秋天，突然間，峰回路轉，交通大學竟主動出面，協助哥哥到崇明島追查出父親遺骸的所在。
哥哥把父親的骨灰，迎回上海家中，馬上打了一個電話到紐約給我，電話中他很激動，他說交大預備替父親開追悼會，為他平反，恢複名譽，并且特地邀請我到上海去參加。
這，都得感謝美國福斯特惠勒公司。
今年六月福斯特惠勒與中國工業部簽定了一項合同，賣給北京第一機械廠一批巨型渦輪，這批交易價值三千多萬美金，是公司打開中國市場的第一炮，因此分外重視，特别派我率領一個五人工程師團，赴北京訓練第一機械廠的技術人員。
工業部的接待事項籌劃得異常周到，連我們上海徐家彙的老房子也派人去趕着粉刷油漆了一番，并且還新裝上電話，以便我到上海參加父親的追悼會時，可以住在家中，與哥哥團聚。
不消說，父親的追悼會，一定也是細心安排的了。
一九四九年春天，上海時局吃緊，父親命母親攜帶我跟随大伯一家先到台灣，他自己與哥哥暫留上海，等待學期結束，再南下與我們會合。
不料父親這一個決定，使得我們一家人，從此分隔海峽兩岸，悠悠三十年，再也未能團聚。
母親在台灣度過了她黯淡的下半生，從她常年悒郁的眼神以及無奈的喟歎中，我深深地感覺到她對父親那份無窮無盡的思念。
最後母親纏綿病床，臨終時她滿懷憾恨，歎息道：“齊生，我見不到你爹爹了。
”她囑咐我，日後無論如何，要設法與父親取得聯系。
一九六五年我來美國留學，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工程博士，第一件事就是托香港一位親戚，輾轉與父親聯絡上，透過親戚的傳遞，我與父親開始通信。
我們隻通了六封，便突然中斷，因為“文革”爆發了。
從此，我也就失去了父親的音訊。
哥哥信上說，父親是因為受了“海外關系”的連累，被打為“反革命分子”的，而我寫給他的那幾封家書，被抄了出來，竟變成了“裡通外國”的罪證。
父親下放崇明島到底受了些什麼罪，哥哥一字未提。
他隻含蓄地告訴我，父親一向患有高血壓的痼疾，最後因為腦充血，倒斃勞改場上，死時六十五歲。
去中國的行程，都由公司替我們安排妥當，十二月二十日乘泛美航空飛往上海，十九日，我先飛舊金山，打算在舊金山停留一晚，趁便去探望兩年沒有見面的大伯，在他那裡過夜。
大伯住在唐人街的邊緣，一幢老人公寓裡，在加利福尼亞街底的山坡上，是一座灰撲撲四層樓的建築。
裡面住的都是中國老人，大多數是唐人街的老華僑，也有幾個是從台灣來的。
三年前，我到舊金山開會，第一次到大伯的住所去看他，我進到那幢老人公寓，在那幽暗的走廊上，迎面便聞到一陣中國菜特有的油膩味，大概氤氲日久，濃濁觸鼻。
大伯住在樓底一間兩房一廳的公寓裡，那時伯媽還在，公寓的家具雖然簡陋，倒是收拾得整整齊齊的。
客廳正面壁上，仍舊懸挂着大伯和蕭鷹将軍合照的那張放大相片，相片差不多占了半面牆，框子也新換過了，是銀灰色，鋁質的。
幾十年來無論大伯到哪裡，他一直攜帶着那張大相片，而且一定是挂在客廳正面的壁上。
那張相片是抗戰勝利還都南京的那一年，大伯和蕭将軍合照的。
大伯說，蕭将軍從來沒跟他部下合照過相，那次破例，因此大伯特别珍惜。
相中蕭将軍穿着西裝，面露笑容，溫文儒雅，絲毫看不出曾是一位聲威顯赫、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
大伯那時大概才三十出頭，他立在蕭将軍身側，穿了一身深色的中山裝，剃着個陸軍頭，十分英武的模樣。
大伯南人北相，身材魁梧，長得虎背熊腰，一點也不像江浙人，尤其是他那兩刷關刀眉，雙眉一聳，一雙眼睛炯炯有神，頗有懾人的威嚴。
後來大伯上了年紀，發胖起來，眼泡子腫了，又長了眼袋，而且淚腺有毛病，一徑淚水汪汪的，一雙濃眉也起了花白，他那張圓厚的闊臉上反而添了幾分老人的慈祥。
不過他仍舊留着短短的陸軍頭，正式場合，一定要把他那套深藍色的毛料中山裝拿出來，洗熨得幹幹淨淨的，穿在身上。
隻是他那一雙腿，卻愈來愈跛了，走起路來，左一拐，右一拐，拖着他那龐大沉重的身軀，顯得異常蹒跚吃力。
從前在台灣，我到大伯家去，大伯常常把我和堂哥拘到跟前，聽他數說抗戰期間，他在上海“翦除日寇，制裁漢奸”的英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