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生活經過一番風霜的磨砺，Yvonne一頭頭發倒早已花白了，然而她眉眼間的一份貴氣，大概是她正黃旗的老祖宗代代相傳下來的。
她臨走時鄭重地把安弟托付給我，也順着安弟叫我羅大哥：
“羅大哥，安弟還是個孩子，不懂事的地方，請您多擔待。
”
安弟搬進來與我同住後，我才開始有了“成家”的感受，安弟和我兩人把閣樓公寓布置成一個溫暖的小窩巢。
安弟很有藝術眼光，他替我挑的幾件家具，簡單樸素，可是往閣樓裡一擺，不多不少，正好構成一幅視覺舒暢的圖畫。
閣樓僅有的一面空牆，懸挂上安弟最得意的一張攝影，那幅影像的尺寸放得很大，幾乎占滿了一半牆壁。
那是安弟在維蒙州拍攝的一幅春景。
整幅畫面都是一片耀眼的綠，新生的嫩葉，千千萬萬，向天空舒展，朝日的豔陽，萬道金光，把一頃叢林都點燃了，安弟捕捉到初春晨曦最燦爛的片刻。
那幅綠得令人神爽的影像占據了我閣樓的中央，讓我感到安弟真的闖進我的世界裡來了，而且帶來一身亮綠的青春。
我将安弟擁入懷裡時，我可以聞到他身上的少年香。
大偉和東尼知道我和安弟已經定情同居在一起，他們兩人送了一件貴重的賀禮給我們，一套英國雅緻的銀器茶具，而且在兩隻銀杯上刻了L跟Y我和安弟的姓氏字母。
東尼雙手捂住安弟的面頰，笑道：“乖乖，你和羅兩人也可以來個TeaforTwo了。
”
那年春天，我和安弟兩人，常常在陽台上喝我們的“雙人茶”。
往往在星期日下午，我們把茶幾椅子搬到陽台上去，将那套銀茶具擺出來，安弟和我都喜歡喝奶茶，我們用的是印度大吉嶺紅茶，那有高山茶的一味醇厚。
我們樓下隔壁便是一家法國糕餅店，我和安弟坐在陽台上，手裡擎着那一對銀茶杯，一面喝奶茶，一面品嘗法國糕餅店各色精巧的水果蛋糕。
那年曼哈頓開暖得早，我陽台上那十幾盆齊胸高的“欲望之心”一下子齊都怒放，整個陽台蓋滿了花朵，那是一種重瓣的杜鵑花，外層雪白，裡層卻托着一顆鮮紅的花心，夕陽斜射在花叢上，好像一大疋白绫上濺滿了殷紅的血點一般。
春風撩動着安弟一頭墨濃的黑發，面對着坐在花叢裡的這個美少年，我心中充滿了憐惜，恨不得将安弟幼年時遭父遺棄所受的委屈統統彌補起來。
對安弟，我是在溺愛他。
安弟隻有一架二手的日本佳能照相機，配件也是七拼八湊而成的，他那隻三腳架，一隻腳已經不穩了，架起來下面還要墊東西。
有一次，我和安弟走過三十二街一家有名的攝影器材行威老必，櫥窗裡陳設着一架德國萊卡公司剛出籠R系列的照相機，高踞在一座銀色的三腳架上，櫥窗裡的汽燈射在上面，真有睥睨群雄的架勢，其他牌子的相機統統黯然失色。
我和安弟本來已走過威老必門口，安弟突然折返在櫥窗前停了下來，指着那架萊卡哇地驚叫起來，他将臉抵住櫥窗玻璃看了半天，大概他看清楚那架萊卡的價錢了，回頭向我咋了一下舌，笑道：
“我要打一夏天的工才買得起這個寶貝呢！”
安弟的生日是七月四号，與美國國慶同一天，那是個大生日，那年他二十歲。
頭兩天我已替安弟買好了一份禮物，從我辦公的大通廣場轉過去的華爾街上有一家萊卡專賣店，我在那家店裡買了一副R系統最新型的相機，連同全套配件各種鏡頭，外帶一隻非常漂亮醒目的硬殼黑色真皮箱子，可以背在肩上的，一共花了近三千元。
我在生日卡上寫道：
我的小王子，希望有一天，你用這架萊卡，把中國的熱河行宮拍攝下來，我相信沒有人比你拍得更好，因為你的祖先曾在那裡風光過。
那天晚上，安弟放了學回來，走進卧房，看到那架嶄新的萊卡高高蹲在銀光閃閃的三角架上，興奮得又叫又跳，抱住我亂說一頓。
整晚安弟都在玩弄那隻相機，不肯放手，各種鏡頭試了又試，換一個鏡頭便喃喃自語贊幾句。
裝好配件，充好電，他便要我坐在沙發上讓他對準鏡頭，然後按下自動開關，跑過來猴到我身上将我緊緊摟住，咔嚓一下拍了一張兩人摟成一團的雙人照。
從此以後，每天清晨，安弟趕到學校去上早課，出門時，第一件事就是先背上那隻黑得發亮的真皮箱子，然後一隻手提起三腳架，搖搖晃晃便跑上街去，走到轉角處，他總要轉身向上望一下，他知道我一定會站在陽台上目送他離開，他會朝我擺一擺手，然後又急急忙忙趕着去乘地鐵。
他從曼哈頓乘到布魯克林要轉兩路車，有四十多分鐘的行程，所以每天總是他先離開，而我到大通廣場，十二三分鐘便到了。
那年聖誕節，本來我們已經講好邀請安弟的母親到我們家一同過聖誕夜的，因為她那個古怪的遺傳學教授回英國去了。
Yvonne告訴我們，她會帶隻烤好的火雞來，火雞肚膛裡塞着的糯米飯，她說那是安弟最愛吃的玩意兒。
葉吟秋女士是天主教徒，我和安弟答應她吃完飯陪她到第五大道的St.Patrick大教堂去望午夜彌撒。
聖誕節的前兩個星期，安弟的課業即将結束，紐約第一場大雪剛下過，那天安弟出門，穿了一件銀灰色鴨絨裡子的半長大衣，一條長長的绛紅圍巾直拖到背後，他頭上戴了一頂白色的絨線帽，帽頂有團黑絨球，襯得他那張俊秀的面龐更是眉眼分明。
他仍舊背上他那隻黑皮箱，一手提着三腳架，興沖沖地跑了出去。
我站在陽台上，看見他左晃右晃踏着街上的雪泥，身後的紅圍巾被風吹得高高飄起，他照例在轉角處回首舉起三腳架向我揮别，銀灰的身影倏地便不見了。
陽台上寒風陣陣，冰冷的空氣直灌入我領口，我一連打了幾個寒噤，趕緊回到屋内。
那天我們銀行來了幾個歐洲的大客戶，談完一樁生意已是晚餐時分，我的上司請那幾位歐洲大戶到五十五街的LePavillon去吃法國大餐，我找了一個借口便趕回家中，那時已近八點，可是安弟還沒有回來。
我把通心粉拿出來，預備做一道蛤蜊通心粉，和安弟兩人共進一頓簡單的晚飯。
這道意大利菜，我們兩人都愛吃。
我先把通心粉煮好，打開了一罐蛤蜊，将汁倒出來備用，等安弟一回來就下鍋爆蒜來炒蛤蜊。
等到九點半，我已經開始心神不甯了，因為安弟是個體貼的孩子，他有事晚歸，一定會先打電話回家，要我不用等他先用晚餐。
十點一刻，電話鈴響，我跳起來去接電話，以為一定會是安弟。
電話是警察局打來的，警官先問我安弟是不是住在這裡，我說是。
他又問我是安弟的什麼人，我脫口道出我是他的監護人。
警官告訴我，安弟出事了，他在布魯克林的地鐵站裡遭了搶劫，有人看見一個黑人強盜搶他背着的皮箱，安弟和那個強盜扭打，被強盜一把推落到鐵軌坑道，給開來的快車撞個正着。
從那一刻起，我的記憶完全陷入了混亂狀态。
我在停屍間裡昏厥過去，後腦撞到鐵架上，引起了腦震蕩。
那一跤跌下去，我從此一蹶不振。
一位警官領我去認屍，他指着一團血肉模糊的東西，他說那是安弟。
安弟的腦袋被壓扁了，他那頂白絨帽給血染得通紅，腦漿和絨線帽粘攪在一起，他的眼珠子被擠了出來，下巴整個歪掉移了位，露出上下兩排白牙來。
他的一雙腿也軋斷了，隻剩下一截身軀還能辨識，他那件銀灰的大衣，整塊整塊都是殷紅的血迹。
安弟，我那美貌的小王子，瞬間竟變成了一個形狀猙獰恐怖的怪物。
我不知道在醫院裡昏迷了多少天，等我醒過來時，醫生又給我注射大量的鎮靜劑，讓我繼續昏睡，因為我的神志稍微一清醒便會大喊大叫，發了狂一般。
他們把我綁在床上，我爬起身時，會用頭亂去撞牆。
等到我的瘋狂狀态完全過去，情緒已經穩定下來，醫生才讓我出院，那大概是三個多月以後的事了。
醫生要我每個星期回到醫院去做心理治療，而且必須繼續服用鎮靜劑及抗憂郁藥。
是大偉和東尼來接我出院的，住院的那段時間，他們兩人經常來探望我。
珍珠、百合、仔仔、金諾、小費好像也來過，不過我已記不清楚了。
東尼來得最勤，每次他帶盒他親手做的蛋奶酥來，用叉子喂給我吃，其他的人我差不多都不認識了，隻有東尼那隻胖嘟嘟又厚又暖的手撫摸着我的額頭時，我才有感覺。
大偉和東尼開車送我回返第三大道我那間閣樓公寓後，兩人同時緊緊擁抱了我一下，東尼在我耳邊輕輕說道：
“到TeaforTwo來，我請你喝酒。
”
“羅，你一定要來，”大偉向我擠了一下眼睛，“我還要唱歌給你聽呢！”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收拾了一箱衣服，開了我那輛Volvo，離開紐約。
那一離去，等我再回到這座曾經把我的小王子愛人安弟吞噬掉的惡魔城市，已是五年以後的事了。
那天開車出城，天剛剛發青，我加足馬力，開上華盛頓大橋。
我像逃亡一樣，逃離那群鬼影幢幢的摩天大樓。
我開上八十号州際公路，直往西奔，頭一天我開了十六個小時，穿過新澤西、穿過賓夕法尼亞、進入俄亥俄，直到我開始打盹，方向盤抓不穩車身開始搖晃我才從公路岔了出去，在一個荒涼的小鎮找到一家汽車旅館，蒙頭大睡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我又上路繼續往西奔，開過印第安納、進入伊利諾，經過芝加哥時，我停也沒停，趕緊穿過去，我對于豎滿了高樓的大都會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懼。
也不知開了多少時候，一直到汽油耗盡，人也累得開不動了，終于在愛荷華州東部一個叫雪松川的小城停了下來。
就這樣，我匿藏在愛荷華州，好像一個被通緝的殺人犯般，躲在中西部那片無邊無垠的玉米田中，埋名隐姓，與世隔絕，悄悄地度過了五年。
雪松川是一條水流急湍的河流，穿過城市中心，春天開凍時，流水擠着融化的冰塊，滔滔往下滾去。
我在雪松川市的東郊，租了一間小木屋，河的兩岸都是雪松叢林，小木屋便隐藏在密密的森林中。
在屋裡，終夜聽得到汩汩的流水聲、森林裡呼号的風聲，有時候，月色清冷，半夜三更突然間破空而來傳過幾聲尖銳刺耳的慘嘯，那是貓頭鷹對月啼叫，我常被這陣慘叫從夢中驚醒，一身冷汗涔涔。
頭一年，我什麼事都不能做，因為注意力完全無法集中。
我像一個患了失憶症的病人，腦中記憶庫裡的過去紀錄，突然崩裂掉，我與親友完全斷絕了音訊。
有時我整日坐在河邊，望着滾滾而去的流水發呆，不知自己是誰，身在何處。
有時我開了車子在愛荷華州筆直通天的公路上漫無目的飛馳，一直開到杳無人煙的玉米田裡停下來，看着那輪血紅的夕陽冉冉沉落到那一頃萬畝的玉米叢中。
第二年開春，我銀行裡的積蓄用光了，我在雪松川市政府找到一份會計工作，對我來說這是再也輕松不過的差事。
雖然薪水少得可笑，但也足夠支撐我在小木屋簡單的生活。
雪松川東郊都是捷克人的移民區，以養豬為業，那些樸實憨厚的捷克農夫兩三代還在講着口音古怪的捷克話。
我經常到他們農場去買他們自己腌制的臘腸、鹹肉，他們也會做熏豬蹄，隻有市價的一半，而且新鮮。
我在小木屋的後面開辟出一塊耕植地來，我種過玉米、番茄、包心菜、馬鈴薯、胡蘿蔔。
愛荷華州的耕地肥沃，多半是腐葉土，随便種什麼，長出來都粗粗壯壯的。
我也學那些捷克農夫做羅宋湯，煮一大鍋吃幾天。
就這樣，我喝着羅宋湯，度過幾輪失去了記憶的寒暑。
直到有一次，我常常去買臘腸火腿的一戶農家，那家的老祖母過世了，老婦人生前對我很親切，每次去她都送一長條她親自焙烤的面包給我夾火腿。
她兒子把她一架舊式的收音機送給我做紀念，因為他知道我的木屋裡沒有裝電視，沒有唱機，沒有任何音響設備。
有一晚，我打開那架老舊的收音機，一家經常播放老歌的電台，正在播放金嗓子桃樂絲·黛的精選歌曲，突然間，我聽到桃樂絲·黛甜絲絲帶着磁性的歌聲：
TeaforTwo,
AndTwoforTea——
我那久已麻痹的神經末梢忽然蘇醒張開，眼前浮現出大偉和東尼，兩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帶着頂高帽子，在舞池裡左轉、右轉、甩手、翹屁股，跳着踢跶舞。
那一刻，我心中湧現起一股強烈的欲望：我要把我那斷裂的過去銜接起來。
一九八五年聖誕節的前一周，我開着我那輛早已破舊了的Volvo，照舊沿着八十号公路，沒晝沒夜，開了四天的車，回到紐約。
我在雀喜區找到一家YMCA旅館住了進去。
那天晚上，我洗好澡，換上幹淨衣服，便步行到第八大道去。
我去尋找TeaforTwo。
走到十八街轉角原本是TeaforTwo的舊址那裡，原來亮黃色的霓虹招牌不見了，卻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