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的問題，而是我們人類今天必須面對的共同現實。
小說向人們展示的是，在艾滋病面前，人類已經打破了性别、種族、國家和文化的心靈隔閡和區域界限，在一起共同承擔和面對這一世界性的災難。
如果說在《谪仙記》和《谪仙怨》中，我們能從作品中感受到隐含的“中”、“西”（文化）不平等的事實，《夜曲》中吳振铎失敗的婚姻，體現的是“中”、“西”（文化）的不和諧，那麼在DannyBoy和TeaforTwo中，小說展示的則是“中”、“西”（族群和文化）的融合（雲哥對丹尼的照顧、衆多同性戀“配偶”的構成，以及大偉和東尼家裡中西合璧的家具布置，都說明了這一點），以及不分“中”、“西”（民族、國家）都承擔了同樣命運，“中”、“西”（整個世界）實際上已成為難以區隔的命運共同體。
很顯然，白先勇在這兩篇作品中，一改他過去以國族（中國）立場來表現中國（人）社會、曆史和政治的做法，而以一種世界性的眼光，将世界放在不分“中”、“西”的狀态下，描寫世界範圍内的共同問題。
這樣的一種轉變，對于白先勇來說，無疑是一次創作上的突破和質變。
于是，我們在《紐約客》中看到，白先勇的筆觸，從表現中國人天上人間的“谪仙”，到中國人對政治的“覺悟”，再到中國人和外國人共同面對“瘟疫”，其間的變化轉型，其實是在逐步深化和拓展自己的創作空間，而在這個過程中，他也從面對“中國人”時所持的國族（中國）立場（思考中國人的海外命運和中國人的政治曆史），轉而為面對“中國人＋外國人”時采取不限于特定民族、國家和文化的世界主義眼光（思考人類不分種族性别文化的宗教大愛和必須面對的共同問題）——從中體現出的，是白先勇對人類的觀察視野和包容心，愈見廣闊。
《紐約客》的出版昭示出，白先勇筆下的人物，從桂林出發，經過上海、南京、香港、台北、芝加哥，終于停在了有大蘋果之稱的世界性都市紐約。
與此同時，《紐約客》的出版也意味着白先勇的小說世界，已不隻是展現中國（人）的人情曆史、文化處境、政治動蕩、精神世界，而有了衆多外國人形象的融入，并且，DannyBoy和TeaforTwo這兩篇小說對愛的涉及，也提升為一種超越種族、性别和文化的大愛，揭示的問題，也是整個人類共同面臨的人間災難。
随着白先勇小說題材、人物和主題的“走向世界”，他觀察世界的角度，也不隻是站在國族（中國）的立場，而是具有了世界主義的高度——這對白先勇來說，應當是他創作上的一大豐富和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