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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準備去問保坂明美話時，電話響了起來。
我以為可能是與木更村間的電話接通了，便迫不及待地抓起了聽筒，結果是樓下的老闆娘打來的。
她說警察來見我們了。
大概是又有什麼問題想問我們吧。
我們下樓後，發現沼井與藤城、夏日柑橘與煮雞蛋正并排站着，老闆娘與他們面對面，大概是已經接受過問詢調查了吧。
看到我們後，沼井似打招呼一般随便地舉起戴有手套的右手跟我們打招呼。
“我們又有兩三個問題想問你們。
”
他将左手所持物舉至臉高給我們看。
是折疊的信紙與信封。
信封上所寫收信人姓名為青洋社雜志編輯部、山本編輯先生。
“你們對這個有印象嗎？”
“嗯。
”
“你們是在何時、何地見到的它？”
“是昨天傍晚。
我們看到相原君拜托老闆娘說‘您能不能幫我把這個寄出去’。
”織田回答道。
“那時你們并沒有把這個拿到自己手上看吧？确實是這個嗎？”
沼井每次說“這個”時都輕輕搖着手中的東西。
這個盛氣淩人的動作，讓我感到很不快。
“我雖沒有拿到手上看，可我當時因為好奇就看了收信人姓名。
心想，哦，原來是出版那本寫真雜志的出版社啊！”
“郵票是斜向右邊貼着的吧？這個我也有印象。
”
老闆娘插嘴說道，把信投入信箱的人是她，所以她的證詞是很有價值的。
警察連老闆娘都懷疑的話，大概正在将她的證詞與第三者證詞作對比。
我看了看剛才說到的郵票，郵票果然向右傾斜了二十度左右，而且郵票上沒有郵戳。
若是神經敏感的人大概不能容忍自己就這樣把信投入郵筒，而是強迫自己重新貼好才行。
“就昨晚被害人委托她為自己寄信一事，我們剛才詢問過老闆娘了，所以我們去郵局把信截了回來。
”沼井向我們三人解釋道，“我以為信還在郵局便進行了詢問，不出所料，信果然還在郵筒裡。
多虧泥石流導緻信件收發受阻，我們得以省去追蹤它的麻煩。
”
他邊說着“它”，邊左右搖晃了一下。
“當然了，在開啟這封信之前，我們給收信人青洋社的山本先生緻電，征得了他的同意。
”
藤城補充沼井的話說道。
這是必然措施吧。
“那麼這封信上寫着什麼内容？”
雖然知道他可能說這是搜查秘密而不肯告訴我，我還是如此詢問了。
可是，若他無心給我們看，便不會把裝在裡面的信紙不時地在我們眼前搖晃吧。
“信的内容很簡單。
”他雖沒有打開信紙給我們看，卻把内容告訴了我們。
“‘采訪很艱難，但再過不久就可大功告成了。
可能很難趕上下周出刊了。
我會努力在十日之前完成。
’——就是這些。
他還随信附上了附近旅遊指南用的宣傳冊。
類似于這裡也放置的傳單一類的東西。
”
我感到了一種異樣感。
織田似乎也有同樣的感覺，他詢問說：“隻把這麼一點内容寫成信送到東京去，這不是很奇怪嗎？就算是旅遊指南也沒有必要用緊急投送吧？這麼點事打個電話不就行了嗎？”
“理由的話，信上寫清楚了。
信上說這裡現在因大雨而電話不通，也不清楚何時才能恢複通信，所以才用緊急信件聯系。
”
大體上還像個正當理由。
電話不通，也就是說，這封信寫于昨天上午十一點半之後嗎？不對，或許還可以進一步進行推定。
“您能不能讓我看看信件實物？”
我試着請求說。
沼井的眼珠無意義地微微轉動。
他可能想問為什麼，卻在一瞬之後重新做了考慮，認為既然已把内容告訴了我，讓我看實物也是一樣的。
他腦海中亮起了綠燈，打開了信紙。
“上面可沒有什麼烤墨紙遊戲什麼的。
”沼井補充了一句說道。
信件内容很短，以前略開始，草草結束，沼井已經全都告訴過我們了。
郵票粘貼得很粗糙，規整的楷體字與其很不協調，隔行而并排在信紙上。
筆迹看起來與寫在信封上的字一樣。
——不出所料。
“相原君的這封信寫于昨天上午十一點半到下午三點之間。
”
我隻将結論說了出來。
藤城較緩緩開始張口的沼井更快地詢問我說：
“這你是怎麼知道的？”
“電話中斷是上午十一點半左右的事。
信中對此也有所提及，所以這封信很明顯是寫于十一點半之後。
”我淡淡說道。
“那寫在三點之前呢？”
“相原君大約是在那個時間從樓梯上摔下來的。
那時他右肩疼痛，我想之後他不可能寫出如此規整的字。
所以，信是寫于上午十一點半到下午三點之間的。
”
兩位刑警各自匆忙地在自己的記事本上做着記錄。
他們似乎接受了我的說法。
隻是我無法确定即使可以确定他的信件寫于幾時幾分幾秒，這是否有助于破案。
“對了，老闆娘。
”
被沼井叫到，她挺直了腰背。
“這個信封和信紙，還有郵票都是你給被害人的吧？你是什麼時候給他的？”
老闆娘表情略有些緊張，邊整理着大腿處的裙子褶皺邊回答說：
“是前天晚上。
是我去他房間送飯的時候。
大概是将近九點鐘時吧……”
那是我們冒雨潛入木更村的時候。
“再具體說一下那時候的情形。
”
“好的……他拜托我說：‘不好意思，我想寫封信，能不能幫我準備下信封、信紙和郵票？’我各給他拿來了一份後，他說‘我還要一份’，我便給他拿了來，他可能是想給我郵票錢和小費吧，就給了我一千日元。
不過我跟他說我隻要郵票錢就可以了。
”
“又要了一次？也就是說他打算寫兩封信嗎？”
“可能是吧。
他說‘我還要一份’了。
”
刑警們面面相觑，以眉目在交談着什麼。
我加以推測，恐怕是相原的所攜物品中并沒有未使用的信紙等東西，而且，也一定沒有痕迹顯示有已使用完的信紙被投遞了。
兩人轉向老闆娘，不約而同地合上了記事本。
沼井浮現出了不太适合他的和藹的笑容。
“謝謝您的協助。
關于電話一事，如果您想起了什麼，請立即聯系我們。
因為我覺得那個電話并不是山本編輯打來的。
”
“好的。
”老闆娘輕輕地點了點頭。
刑警離去後，望月比我更快地詢問老闆娘說：
“喂，老闆娘，警察最後說的‘關于電話一事’是什麼事啊？”
開始往裡走的老闆娘突然止住了腳步。
她似乎感到了必須滿足顧客要求的義務感。
“有電話來找相原君，是個好像被壓低了嗓音的奇怪聲音。
”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望月繼續詢問說。
“也是前天晚上的事，八點左右的時候。
”
相原說自己想寫信所以想要信封與信紙之前的一個小時。
電話與信件有什麼聯系嗎？沼井說“電話不是山本編輯打來的”。
他也意識到這兩者的聯系了吧。
“好像被壓低了嗓音的奇怪聲音，你是說很不自然嗎？”
老闆娘使勁點了點頭。
“嗯，與其說不自然，不如說讓人不舒服。
那個聲音讓人連男女老少都不能判斷。
在春天的時候啊——”
老闆娘突然用手指着窗外，我們便扭着脖子看向那裡。
“從那兒的田地中會傳來青蛙令人心煩的呱呱聲。
如果是從城市裡來的小孩，那恐怕就是令人恐怖的大合唱了。
那個電話的聲音，也像那青蛙的叫聲一樣奇怪。
”
我沒有慌忙回望窗子。
“那個人說什麼了嗎？”
“沒有，他沒有跟我說任何話。
他隻是說‘請轉給在貴處留宿的相原先生’。
”
在直接叙述的部分她努力給我們再現蛙人的聲音，可那聽起來更接近愚蠢，而非恐怖。
“相原君說想寄信的時候，樣子與平時有什麼不一樣嗎？或是不高興或是滿臉憂慮，或者與此相反好像有什麼高興事一樣……”
“這個嘛，我沒注意啊。
與平時沒什麼不一樣吧？”
望月謝過之後，老闆娘說了句“不用謝”便消失在了裡側。
我們在玄關處開始站着閑談。
“連男女老少都不能分辨出的壓低嗓音後的聲音。
推理小說中不就把這稱為兇手之聲嗎？”
望月在征求大家的意見，可這樣的事情無法斷定。
隻有一點可以确定，就是無論如何都很可疑。
“你認為打來電話一事與他想寫信一事有關系嗎？”我詢問道。
“那當然了！”他自信滿滿地回答說。
可真是毫無根據的自信啊。
“這是怎麼回事呢？打電話來的人說了什麼事情讓相原君想給雜志編輯寫信？打電話的人，也就是兇手，是與編輯有關系的人，他指示相原說‘你給那家夥寫封暗号信’嗎？”
“那是不現實的。
”
他冷靜地說道。
那電話有着何樣的意義呢？
“相原似乎打算寄兩封信。
那個電話的指示，也許與未寫的另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