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走就再也搞不清楚了，”梅麗哈說，“我總是不确定時間，你懂我什麼意思嗎？”
對他們來說，時間分為以前和後來。
盡管他們能輕松地重構出戰前時期，但包括戰争本身在内的戰後時期就是一團混沌了。
最簡單的問題都能将他們絆住。
“我是說，我什麼時候出國的？”
這就是他們說話的方式，還原為最小公約數。
“對。
”
“這個，我不是直接過來的。
”
一開始都是這樣。
或者那樣。
一開始，他們做了那件事，去了那裡，然後來到這裡，來到荷蘭。
流亡者的叙事是沒有日期的。
日期用荷蘭語比較好回答，因為荷蘭官員總是在問：“你第一次到荷蘭是什麼時候？”然而，盡管他們學會了馬上做出回答，卻搞不清回答背後的内容。
戰後是一段神秘的時光，它到底是過了一百年、兩百年、三百年都沒有區别。
在短短的戰後時期裡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他們的心理時鐘在重壓之下壞掉了。
一切都壞掉了，一切都斷掉了，裂成了碎片。
地點和時間一樣，分成了以前和後來，生活分成了這邊和那邊。
他們突然間沒有了證人、父母、家人、朋友，乃至我們借以重構生活的平常見到的人。
沒有了這些可靠的中介，他們被抛回了自身。
我走進屋子時就有一種感覺：他們純粹靠意志力回撥了時針。
他們将我誘入了他們的繭，好讓他們可以晚一點再去想死的事。
但是，死亡就在他們身邊，是他們看不見的租客。
空氣裡都是它的臭氣。
公公身穿睡衣，披着一件皺巴巴的浴袍，沒有系帶子。
一根管子從敞着的懷裡伸出來——是導管。
這是失禁的表現，我感到了震驚。
我幾乎認不出他了：他瘦了，胡子拉碴，面容委頓，還有黑眼圈。
婆婆好一些：她穿着一件好看的罩衫，還塗了口紅。
她努力表現出最起碼她還沒失禁的樣子，這觸動了我。
我管他們叫公公和婆婆。
奧爾加和馬爾科以前是老師，生下戈蘭時歲數已經不小了。
公公在“二戰”爆發前夕從教師培訓學院畢業，參加過遊擊隊，戰後擔任克羅地亞教育部高官。
1948年，與許多其他人一樣，他因為政治失言被送去了Goliotok，也就是裸島，在那裡做了三年苦工。
獲釋後，他被發配到地方小鎮當小學老師。
直到戈蘭上大學，他們才搬到薩格勒布。
公公一貫樸素内斂：他在裸島學會了閉上嘴巴。
直到七十年代為止，勞改營和其中的暴行都是禁忌話題，就算在七十年代也沒有人多談。
于是，公公基本上閉了一輩子嘴。
不過，他善于傾聽，而且很會問問題。
他很少表露對戈蘭的愛；他似乎将這一面全都交給了婆婆。
我認為他也是愛我的，以他自己的方式。
突然間，你一句話都插不上了。
他說個不停，不光是問，還會自問自答。
“我聽說你在教書啊。
學生多嗎？我當老師三十年，一直想算清楚教了多少學生。
奧爾加也算。
我花了多少時間在這上面，都沒法跟你說。
信不信由你，我們就沒算清楚過。
于是，我就跟奧爾加說，奧爾加呀，我說，咱家可算出了個數學家，不是嗎？寫信讓他算。
”
“你現在别想這事了。
”婆婆說。
她接着轉向我，扯了我一下。
“來，到廚房給我搭把手，走不走，塔尼娅？”
“你看見啥樣了吧。
”她小聲說道。
我沒答話。
“說，說，說。
不停地說。
我都不聽他講了。
”
“導管幹嗎用的？”
“别問了。
它就是……幫我把餅幹從儲藏室裡拿出來吧，好不好？”
她願意把秘密分享給我這一點打動了我。
我打開了被她擡高為儲藏室的櫥櫃。
我驚訝地發現櫥櫃門上用膠帶粘着一張雜志的标題頁，挺可笑的。
那是一張身穿元帥制服的鐵托照片。
我一直以為公公和婆婆痛恨鐵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