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機場免稅店買了幾盒要帶回去的巧克力。
名牌巧克力克拉申的包裝盒上有壓紋克羅地亞國徽，設計貼合新版克羅地亞護照。
起飛後，我産生了一種模糊的解脫感。
我翻閱起航班提供的雜志，先是空洞地盯着目的地列表，又随便看了看介紹伊斯特拉松露、科爾丘拉島美景、鋼琴家伊沃·波格萊裡奇流星般的職業生涯，還有網球冠軍戈蘭·伊萬尼舍維奇最新斬獲的文章。
我在薩格勒布的七天裡一事無成。
我沒辦新身份證：我沒找律師。
當然，公寓肯定是沒戲了：類似案件有成千上萬起。
另外，我對我們抛下的東西也不是特别留戀。
我确實懷念書，戈蘭的書和我的書，但即便現在的住戶同意還書，我也沒地方擺。
不過，我說服了母親樓上公寓的住戶，他們同意找人處理她家天花闆那塊醜陋的黃色污漬。
我還給母親留了點錢，好應對類似的緊急情況，還給水槽安了新水龍頭。
我在薩格勒布住了七天，看了七集巴西肥皂劇。
我分清了劇中大家庭裡誰都是誰。
從母親下床那一刻起，三台電視機就至少有一台是開着的。
“這讓我感覺自己并不孤獨。
”她自我辯護道。
“怎麼不試着讀讀書呢？”
“我不行。
看書眼睛疼。
”
“買副新眼鏡吧。
”
“我買了，沒用。
眼裡好像有沙子似的。
”
我不打電話：沒有人可以打。
我會翻看舊通訊錄存的号碼。
有一次，我甚至拿起話筒，撥打了一個當年友人的号碼，但還沒等有人接，我就把話筒扣下了。
我松了一口氣。
我會想起母親。
想起她對家的維護。
對她來說，最要緊的就是污漬處理掉、水龍頭不滴水、窗簾潔淨、生活在正軌上運行。
但她也是一名鬥士，而且她找到了一名敵人：血糖。
她不承認其他任何敵人：她現在太虛弱了，分心就會落敗。
于是，她劃出了自己的領地，她在裡面就是至高的統治者。
戈蘭和我的合影放在母親家客廳的瓷器櫃裡。
在那裡看到它就讓我明白，她的展品與我在僑民客廳裡看到的是何其相近。
僑民們展示的紀念品所表達的并非對過往生活或故鄉的懷念；恰恰相反，這些物件表明他們并不懷念。
心形糖餅、鞋形煙灰缸、達爾馬提亞或黑山風格的小帽、手工刺繡和蕾絲、皮質酒葫蘆、亞得裡亞海海貝，它們是無數個神龛，利利普特國的墳墓，标志着一種生活方式的結束、一個明确的選擇，以及他們願意接受這個選擇意味着的損失。
我有沒有接受，我說不好。
我能說的是：在那一周時間裡，我一直不自在。
出門上街時比和母親在一起時更不自在。
我臉上帶着看不見的巴掌印，漫步在薩格勒布的街道。
我看東西有一點斜眼，就像兔子似的。
為安全起見，我還會抱住建築物的立面。
一切看起來都是褪色的，灰色的，一會兒是我的，一會兒是陌生的，一會兒是從前的。
我沒跟母親說自己試過辦新身份證。
問題是，我找不到辦公樓。
盡管我以前去過幾次，盡管我很熟悉那片區域，盡管我的方向感很好，但我就是找不到地方。
我問路的時候，别人讓我往左往右的，可我依然找不到。
我在那片狹長的空間——最多有兩三條街——繞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恐慌情緒突然淹沒了我的内心，我哭了。
流亡帶來的創傷——它相當于媽媽在小孩子的視域内突然消失——在我最想不到的地方浮現了出來：在家。
我竟然在自己再熟悉不過的區域迷路了，這個事實讓我驚恐萬分。
我回想起了乘飛機時偶遇的鄰座乘客。
他來自薩格勒布，可能比我大幾歲，是一名建築師，1991年離開了薩格勒布。
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回美國的路上。
他在一家美國事務所找到了工作，并在那裡定居。
“我以為自己傻掉了。
”
“怎麼會呢？你會迷路太正常了，”他說，“改名的街道太多了。
”
“但街道還是一樣啊。
”
“名字改了，街道就不一樣了。
”他說。
“我還是不能相信自己會迷路。
”
“有點昏頭罷了。
改得太多，太急了。
”
“不過，我怎麼會在自己的城市裡走丢呢？”
“要是薩格勒布已經不再是你的城市了呢？”
“薩格勒布永遠是我的城市。
”我固執地說，自己都能聽見這句話有多荒唐。
“下次再去，用心學習一下新的街道名就好了。
舊名字越早忘記越好。
”
“你以為那很容易？”
“一點也不容易。
我知道你有多難過。
我過去也一樣。
可我已經過來了。
或者說，它自己就會好的。
因為他們已經把我們除名了。
我、你、所有離開的人。
是啊，我們是搞不清，但我們不算數啊。
我們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少數人。
看，你現在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