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家了。
你得沒得到一種印象：人們對過去十年間的事情感到特别不安？”
“我不知道。
”
“人們在1991年松了一口氣。
許多人在前南日子都不好過。
總是有某個必須為之奮鬥的倒黴目标：這樣或那樣的光輝未來。
還有那些該死的鄰居，指指點點，盯着你家母雞下的蛋比他家多還是少。
于是，前南解體的時候，很多人都長舒了一口氣：他們可以摳鼻子，撓屁股，把腿翹到桌子上，把音樂調到最大音量，或者隻是坐着看電視了。
克羅地亞人趕走了塞爾維亞人，塞爾維亞人趕走了克羅地亞人，痛打了阿爾巴尼亞人。
還有可憐的波斯尼亞人——他們像我們這些僑民一樣被除名了。
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都不要他們。
是啊，那地方現在到處是罪犯，而且罪犯坑了他們中的很多人，但他們仍然覺得現在比過去好：最起碼罪犯是本族人，高不可攀的标準也沒有了。
他們應該感謝米洛舍維奇：畢竟，他拔掉了南斯拉夫的電源。
别人誰都沒有這個膽量。
大家都高興極了。
”
“可後果呢？這一切由誰負責。
”
“與你何幹？再說了，問這種問題有什麼好處？你看吧，再過一兩年就沒有人記得武科瓦爾了。
或者薩拉熱窩。
連當地人都記不得。
所以，不要那麼激憤了。
相信我，不值當。
”
“但我就要。
”
“告訴我，你見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離鄉的僑民嗎？哪怕是1971年清洗民族主義分子之後的流亡者？我見過。
我在美國有一個叔叔，是他介紹我認識僑民的。
就跟見鬼一樣。
他們滔滔不絕地講着與我們的生活沒有半點關系的事情。
那就是他們的時間觀。
你離國時不僅改變了你的空間；你還改變了自己的時間，内心的時間。
薩格勒布時間走得要比你内心的時間快得多。
你依然困在自己的時間框架裡。
我打賭，你現在還以為戰争是昨天爆發的呢。
”
“可它就是啊！”我激烈地說，“而且它還沒打完。
”
“那是對留下的人來說！你的昨天就是他們的古代史。
還記得克羅地亞宣布獨立後，從加拿大、澳大利亞、西歐、南美湧回來的僑民嗎？久經考驗的克羅地亞人。
應圖季曼号角聲而起的惡棍、私兵、打手、失敗者。
”
“地方博物館裡的展品。
”
“沒錯。
對了，再過幾年，在留下的人眼裡，我們可能就和他們一個樣了。
所以，要做的事就是忘記，忘記一切。
”
“那誰會記得呢？”
“你以為人們發明象征性的替罪羊是為了什麼？為了讓别人替自己受苦和銘記。
”
“我不知道我是不……”
“好了，我告訴你吧。
我們的故事不好講。
就連數字的意義也是因人而異。
我們感覺是大洪水，别人感覺是沖個澡：幾十萬人被殺，一兩百萬人流離失所，這裡着火了，那裡爆炸了，還有一點劫掠。
都是小事！印度今年發洪水死的人都比這多。
”
“你簡直是瘋了！”
“人們不喜歡不幸，相信我。
他們不能對大災難感同身受。
至少不會長期感同身受，哪怕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災難。
所以他們才想出來替罪羊的辦法。
”
“我不明白。
”
“知道貓王死了的人比知道薩拉熱窩圖書館沒了的人還多，比知道斯雷布雷尼察遇害穆斯林的人還多。
災難讓人倒胃口。
”
“你說的話太可怕了。
”
“你還什麼都沒聽着呢。
我要是真說起來，你肯定想離我遠遠的……”
他被飛機廣播打斷了：飛機即将在阿姆斯特丹降落。
“幸虧打鈴了。
”他露出了真誠的微笑。
（我在荷蘭語裡比較舒服，奈維娜曾說過，好像荷蘭語是個睡袋一樣。
）
“我在天上比較舒服。
”我說。
我的旅伴無視了這句話，好像覺得它很下流。
能見度很好——天朗氣清，陽光明媚。
我們身下的大地就像逾越節吃的無酵餅一樣，分成一個個細長規則的格子。
荷蘭。
上萬個馬列維奇《白底上的白色方塊》的廉價複制品拼在一起的樣子。
我一下子意識到，我腦海中沒有一幅薩格勒布的圖像。
我努力想要喚起點什麼，但我能想起來的隻是一系列模糊的，而且是——着實奇怪——黑白的畫面。
出于某種原因，我的潛意識把我關于薩格勒布的文件都掃回了前彩色時代。
“告訴我，”我突然将頭轉向旅伴，“共和國廣場的那家Varteks品牌店還在嗎？”
“你是說耶拉契奇總督廣場？”
“無所謂。
”
“嗯。
我不知道。
”
“我也不知道。
我昨天去那裡了。
我現在想不起來當時見沒見到它。
”
“我從沒在那家店買過東西，”他說，“它怎麼會讓你這麼惦記？”
“它就是會。
”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