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回答。
她竟然還記得戈蘭的官方登記民族是塞爾維亞族，我驚訝了。
“哈哈，别介意！我開玩笑呢。
我能看穿你，大齡小姑娘。
你把他鎖在心裡。
他說你們永不分離。
但他現在享受着自由，你卻丢了鑰匙。
”
我不由自主地對着舊剪貼簿上的詩句微笑。
突然間，緊張氣氛消失了。
“要是你和我一樣嫁了個克羅地亞人，分手肯定沒這麼難受，”她說，“你現在肯定已經二婚了。
”
“錯過機會了啊。
”
“我們剛到阿姆斯特丹，弗拉傑克就放飛自我了。
他迷上了草什麼的。
癡迷那種。
”她說草像是對暗号似的，而且壓低了聲音，仿佛怕父母聽見。
“弗拉傑克人呢？”
“連警察都不知道。
但我才不管呢。
他不再是我的麻煩了……好了，咱們吃飯吧。
”
塞斯的克羅地亞語說得很好。
（“看見我的訓練成果沒？我厲害吧！不過，其實是他丈母娘的功勞，對不對，塞斯？對了，你家人怎麼樣？我都不知道你回去家裡還有誰……”）我在的時候，伊内絲嘴說個不停。
作為完美的女主人，她擺出了最好的銀餐具（“我是專門為你擺的，幫你回憶我們過去的生活：這是我祖母傳下來的。
”）、我們的葡萄酒、我們的橄榄油（“我們每年夏天都回老家。
我們在科爾丘拉島有一間不錯的小屋。
你哪天一定得過去看看。
我們每次都是滿載而歸，就像吉蔔賽人似的。
葡萄酒、橄榄油、火腿，你能想到的都有。
塞斯特别喜歡那邊。
孩子們也喜歡。
對我來說，孩子會講克羅地亞語很重要。
當然，對我媽也很重要。
她每年都和外孫一起住整整兩個月。
”）。
她滔滔不絕地說着海岸、孩子、她的母親、塞斯的荷蘭人母親。
我幾乎插不上話。
換一個場合的話，我可能會覺得厭煩，但那個晚上她說的話讓我感覺放松。
忸怩的鼻音就像療傷的軟膏。
這是多年來我的生活第一次顯得正常。
時間本身似乎被治愈了，縫的針被拆掉了。
我總算站在了堅實的地面上，沐浴在伊内絲溫暖舒适的話語中。
有那麼一秒鐘，我還以為我們都在薩格勒布。
當然，我們歲數都大了一點，而且弗拉傑克換成了塞斯，但戈蘭很快就會回來的。
他隻是出去買酒了……
“你一定要嘗嘗我的罂粟籽蛋糕。
我專門給你烤的。
感謝奧匈帝國。
要是沒有它，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糕點，你懂我。
罂粟籽也要從薩格勒布帶回來。
這邊找不到，就連——該怎麼叫他們合适呢——突厥人(Turks)也沒有。
”她顯然希望我聽懂她略帶種族歧視色彩的稱呼，然後贊許地眨眨眼。
“布雷克餅，巴克拉瓦點心，罂粟籽面條。
”我唱道。
“你和你的思南病啊。
”她抱怨了一句。
我被這句評論驚到了，好像之前是我在不停念叨南斯拉夫似的。
喝咖啡的時候，伊内絲就開始用複數人稱代詞了。
“我們很高興能幫到你。
互幫互助太難得了。
你在我們班從來都是第一，于是我就跟塞斯講，我說啊，你應該請塔尼娅來。
我們聽說了不少你學生的事。
還有那個男孩。
真可怕！”
我再次被驚到了。
我感覺閑談的方向要變了。
“那個男孩叫烏羅什。
”我說。
“每一代都有自殺的人。
”她說。
“你什麼意思？”
“我們上大學時就有一個，記得嗎？他叫什麼來着？”
“内納德。
”
“沒錯。
去了趟印度，回來就自我了斷了。
他父親是将軍。
我覺得跟毒品有關。
天啊！還記得那些去印度朝聖的人嗎？不過，你和我，我們從沒有迷上脈輪啊，經書啊那些玩意兒，對吧？”
“你了解到那個學生的什麼情況沒有？”塞斯打斷了伊内絲的話，我很感激他。
我把知道的事情都告訴了他。
“我有點事情不得不告訴你，”他說，“不過，我收到了一些學生對你的投訴。
”
他的話是對我心口的一記重擊。
“什麼樣的投訴？”
“學生認為教師不稱職時有權利投訴，我們也必須嚴肅處理。
長話短說，有學生不喜歡你的授課方式。
”
“不是真的吧。
”我好不容易說道。
“恐怕是真的。
”
“他們都抱怨什麼了？”
“他們說你不務正業，上課是浪費時間。
”
“他們這麼說？”
“他們說你沒有清晰的課程安排，課堂混亂不堪。
他們不僅和你一塊去咖啡館，而且是你要求的。
”
“誰說的？”
“我不能告訴你。
”塞斯平靜地說。
“你總不能說每個人都投訴了吧！”
塞斯沒有回答。
伊内絲試着安慰我。
她說我閉目塞聽，我拒絕看到情況已經變了。
在荷蘭，人們不會站隊，但他們能明白一加一等于二，不是嗎？她說我心太大了，與學生太親近了。
“你知道那句老話：晚上陪娃睡，早起一身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