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并非我本意的話。
我恨我自己。
我堅持這樣做，是因為一個想法纏繞着我：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去找了塞斯，把上學期的課堂情況和盤托出。
然而，随着“新政權”按部就班步入正軌，我的恨意也漸漸消退，真正的授課開始讓我感到了快樂。
學生們也有回應。
梅麗哈很用功，伊戈爾次次都來，安娜把我說的每一句話都記了下來，而約翰内克積極得有點過頭，我一度以為她就是告密分子。
但是，此時課堂人也少了，隻剩下他們幾個：奈維娜再也沒回來，馬裡奧、塞利姆、波班、達爾科一個個也都不來了。
文學史之旅頗為順遂。
穿行于時代、流派、作者、作品之間産生了一種麻醉效果。
課程最後的主題是回歸。
回歸還是留下，他們都不知道。
但是，他們都感覺自己在這裡是暫時的，同時精力都集中到了搞定證件上。
他們以為，一旦拿到證件就可以下決心了。
祖國仍然在他們心底某處閃着光，或許是出口燈箱的光吧。
現在我又在收拾學生們的手提箱了，跟上個學期隻有一個區别：裡面沒有走私品了。
我在幫他們熟悉自己的文學大家庭，他們的先輩。
我選取的文本起到了英雄傳的角色，隻不過傳主是虛構的。
叙事多從第三人稱開始，以第一人稱結束，比如主角的日記或緻友人的信。
雖然這些主角都是土生土長，他們全都與少年維特和恰爾德·哈洛爾德有着某種家族相似，克羅地亞作品裡尤甚。
更不消說評論家所謂的俄國多餘人形象了，比如格裡博耶多夫的查特斯基、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萊蒙托夫的畢巧林、屠格涅夫的羅亭和拉弗列茨基，基爾薩諾夫和巴紮羅夫、岡察洛夫的奧勃洛摩夫、契诃夫的伊凡諾夫，還有奧列夏的卡瓦列羅夫。
女性人物主要分三類：漂亮的愛國女青年，一般會被主角抛棄；蕩婦，嘲笑主角卻也讓主角興奮；還有沉默的女烈士，忠實地陪伴着主角直到最後。
這些主角像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實在讓我驚訝。
我感覺自己不是在讀文學，而是在讀基因圖譜，就像發現了某種你朦胧有印象，卻從來沒當回事的東西，比如祖孫三代都在同樣的地方長着一顆痣。
我經常有一種感覺，自己在看一部播了一個多世紀的肥皂劇（不過，我在公開場合是絕不會承認的）。
我們讀了兩部主角最後發了瘋的小說：K.?.伽爾斯基的《揚科·鮑裡斯拉維奇》和《拉得米洛維奇》；我們讀了三部主角都自殺了的小說：維因賽斯拉夫·諾瓦克的《兩個世界》和《提托·多裡奇》，奈哈耶夫的《逃亡》；我們還讀了克爾萊紮的名作《菲利普·拉提諾維茨》，與上面幾部同樣以流亡為主題。
在這些故事中，主角在外國覺得孤立，回國又無法适應，死亡悲劇由此觸發。
“不過，真正抓住我們的，”梅麗哈說，“是講客籍勞工，也就是我們的父輩和祖輩的。
他們跑到德國、瑞典、法國、荷蘭打拼多年，就是為了拿着辛苦錢，回家買大房子養老送終，傳給子孫後代。
而這些大房子都空蕩蕩的，像是墳墓，像是金字塔，像是無憂無慮退休生活的紀念碑，烏托邦的紀念碑。
因為戰争來了，到處都是硝煙。
”
“也許吧，”安娜不安地說道，“不過，那真的是我們的故事嗎？”
“你說呢，我的姐妹。
你父母在德國幹了半輩子，而你現在卻漂流異國，身無分文。
你去問問艾達，她是我的朋友。
她會跟你講的。
她爸媽幹了三十年退休，掙的錢都存到了薩拉熱窩的一家銀行裡，本來想着蓋座房子，安心過日子。
他們現在在哪兒？又回科隆了！這就是我們每一代人的命運：生，一無所有；死，一無所有。
我爺爺奶奶，還有我爸爸媽媽，‘二戰’後從零開始幹；現在又打仗，一夜回到解放前。
我呢，也是從零開始，兩手空空，什麼都沒有，〇。
”
誰都不說話了。
梅麗哈的〇像個套索懸在我們頭上。
研究移民的人類學家從諜戰小說裡面學了個詞：卧底。
卧底，原本在新環境中過着正常生活的人：學習當地語言，适應當地生活，看上去完全融入了進去——突然間，他們頓悟了。
回國的美夢将他們變成了機器人，變賣家産也要回國。
意識到錯誤（大多如此）之後，他們回到了卧底二十多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土地，被迫重新走一遍适應期（不少人會跑去找心理醫生）。
兩番折騰過後，終于與自己達成了和解。
許多人過着兩條平行線一般的生活：他們将腦海中的祖國投射到暫居的異國，再将投射的影像當作真實的生活。
我的學生都不是卧底，他們壓根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卧底。
他們不屬于這裡，也不屬于那裡。
他們正忙着建造一座座空中樓閣，然後俯視大地，決意去留。
當然，我也跟他們在一起。
我同樣不屬于這裡，也不屬于那裡。
隻是我不忍俯視。
我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