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緩緩走下了五層樓梯，在一層撞見了拉基，語言學家拉基。
他第一學期來上過幾節課，然後就消失了。
他呆立片刻，好像在琢磨接下來該怎麼做，接着緊緊眯了一下眼睛，移開目光，懶懶地拖着長音道：“最近怎麼樣啊，盧齊奇夫人？”
“我挺好，謝謝你。
你呢？”
“馬馬虎虎。
還在系裡晃悠，你也看到了。
”
“是啊，不然我們也不會碰面。
”
“從九月開始，我就每天在這裡了。
”
“真的嗎？”
“他們給了我一間辦公室，好讓我編完字典。
”
“幹得挺好啊。
”
“是不壞。
隻要字典編完，日子還要好。
”
“那是肯定的。
”
“共産黨掌權的時候，我們做夢都想不到有這一天。
”
“那當然啊。
”我說道。
拉基顯然聽到了話裡的諷刺。
“我從克羅地亞旅遊局拿到了一筆經費。
畢竟對他們有好處，有助于荷蘭人過去旅遊。
我從文化部也搞了點錢。
這邊的部門出辦公室。
他們可能還會讓我開幾次培訓班，當然，不算什麼大事。
”
“聽起來很棒啊。
”
“是不壞……對了，你暑假回家嗎？”他用家這個中性的詞來替代那個國家的名字。
南斯拉夫還在的時候，客籍勞工管它叫Yuga，南，而且把元音拖得很長。
“有可能。
”
“我都等不及了。
我父母在赫瓦爾島有一間好房子。
我每年都去住兩個月。
”
“好，不錯……回見。
”
“祝你好運，盧齊奇夫人。
”他說。
從來不跟你對視的眯縫眼，政權更替後時髦起來的反對姿态（不過，拉基與共産主義沒有半分關系），兼有當代城裡話、方言和文言（就像是祖父和孫子用同一張嘴說話）的大雜燴，一貫刻意的稱呼盧齊奇夫人——這些都讓我隐隐作嘔，就像是厄運的征兆。
我沒有出門，而是上樓敲開了塞斯的門。
屋裡隻有他自己。
“快進來，塔尼娅。
見到你真好。
我正要找你呢。
”
自從我那天晚上登門之後，他和伊内絲誰都沒想到要找我。
實際上，我給他們打過一兩次電話，每次都是伊内絲熱情地打發了我，說他們太忙了，一點空都沒有，他們一直念着我，一直聽學生誇獎我，遲早要聚一聚，好好聊一聊。
明明是好話，她說起來就令人反胃。
塞斯向我解釋說，盡管他本學期收到了我的學生的正面評價報告（他指的是字面意義上的報告，還是客套話？），但他九月份不能再聘用我了，因為經費不足。
過去幾年來，荷蘭教育部一直在削減高等教育預算，在找到設立克羅地亞語言與文學職位的經費之前——他正在盡力找經費——他會讓伊内絲志願代課。
她确實要做出犧牲，但為了讓項目開下去，這是僅有的辦法。
系裡的日子不好過：就連讀主力專業俄語專業的人都少了。
他不能請我無償工作。
不，他了解我的情況，做夢都不會讓我白幹；他不想剝削我。
他肯定我會找到工作的。
畢竟，我有博士學位，有教學經驗，還有“一顆大心”。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斯拉夫人天生會教書，不是嗎？”他替伊内絲帶了好，她說很抱歉沒能跟我再見面。
她剛剛帶着孩子去科爾丘拉島了，他馬上也要走了，打完分就走。
我過幾天要找安妮卡辦公寓的手續：還鑰匙，退押金之類的。
塞斯的話裡透着真誠，絲毫聽不出惡意。
當然，他沒有問我離開阿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