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丹以後去哪裡——謹慎的人不會問給自己找事兒的問題——但在他長篇大論的整個過程裡，我腦子裡隻想着一件事。
“塞斯，”我在驚慌中打斷了他，“我的簽證快到期了。
”
“我不知道我能幫什麼忙。
”
“你可以以系主任的身份寫一封信，說我明年還在這裡教課。
”
“這不太妥當吧。
我擔不起這個風險。
”
“當局才不關心真相呢，他們隻關心檔案。
完全沒有風險。
”
“我不知道……”
“我明天過來拿信，”我用幾乎聽不清的聲音說道，“你可以放在安妮卡那裡。
”
離開辦公室時，我堅信那封信明天會等着我去拿，系公章等一應俱全。
接着，我快步下樓，走進街對面的咖啡館。
我進衛生間時差點兒就憋不住了。
我這輩子從沒有這麼難受地嘔吐過。
我後來扪心自問：我為何非要那封信，為何要為了一封信折腰？既然無事可幹，延簽又有什麼用？我在其他人身上見到過僑民狂熱病——比如戈蘭——但我以為自己是免疫的。
他們成天談論文件，願意為了合格的文件做任何事。
然後呢？“然後我們走着瞧。
”我會看到他們的表情發生一連串快速的更替，或者露出兼具狡黠、優越感和恐懼的表情；我會看着他們緊張的、可悲的、類似于罪犯的樣子，念叨着最後一個可以鑽進去的老鼠洞。
我見過熱火朝天的讨論因一道絕望的陰影落下而突然停止，但他們一下子又會走出來，繼續談話，和之前同樣熱烈。
我不是流亡者。
我口袋裡裝着護照。
我為什麼要在塞斯面前屈膝，更不用說還有伊内絲，她肯定馬上就會知道這件事。
（“我的意思是，我們已經盡可能幫她了。
人終究要靠自己。
人在國外，事情就不那麼清晰……”）伊内絲啊！甜美又随和，優雅有風度，一身奧匈帝國式的魅力，克羅地亞的軟沙文主義，南歐的熱情，揚揚自得地住在擺滿戰利品的房子裡，來自第一次婚姻的戰利品（“一點讓荷蘭人明白我們不是乞丐的東西，你知道我什麼意思吧？”）。
他們以為自己生活在堅固的資産階級掩體裡，而在我看來，他們是在浮冰上努力保持平衡，一邊把祖母的銀器取下來，一邊要永遠保持微笑，嘴巴永遠在念叨。
銀器和素人畫作是他們抵抗命運，抵抗邪惡的僅有的武器：它們是确實的标志，代表他們屬于一個不會受到傷害的階層。
至于我，我會找到工作的。
我有博士學位和斯拉夫人的大心。
斯拉夫人天生會教書，不是嗎？我有簽證，桌子上還有幾塊面包，那然後呢？然後我們走着瞧……
稍微平靜下來，我才意識到塞斯沒有做任何承諾。
他無可指摘。
我沒有資源，内部的、外部的都沒有。
我是脆弱的，等着别人的救濟。
任何人都可以把我撿起來，讓我仰面朝天，對我為所欲為，給我留下淤青與傷痕。
因此，我才輕易聽信了伊内絲的話，陷入了她的甜言蜜語。
她的罪責不比塞斯更多。
我已經失去了人格。
我戴上了用來抵禦侵害的面具，面具已經和我的臉融為一體，深入了我的身體。
我不再是自己了。
走出咖啡館的時候，我從伊戈爾身旁經過。
他還是平常的樣子：戴着耳機看書。
他沒有注意到我。
我突然想起了在柏林當保姆時的美國東家，他們總是把我介紹給自己的朋友。
“這是塔尼娅，我家的保姆。
前南斯拉夫來的。
塔尼娅特别會照顧孩子。
她對小孩确實有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