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從來都是一場圍獵。
掌握話語就是掌握了權力。
——克洛伊·德洛姆《我親愛的姐妹們》
在重回出版界之前，我從事過各種各樣的職業。
潛意識是如此狡猾，我們在它的決定論面前無處可逃。
被我疏遠多年之後，書籍重新成了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職業。
畢竟，書，是我最了解的東西。
或許，我在嘗試着彌補某些東西。
但它們是什麼？又該如何彌補？我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服務他人的作品之中。
不知不覺間，我依然在尋找答案，尋找我故事的零散片段。
我就這樣等待謎題自己解開。
“小V”去哪兒了？有誰在什麼地方看見她了嗎？有時我的内心深處會傳出一個聲音，對我低語：“書籍即謊言。
”我卻不再理會它，仿佛我的記憶已經被洗去。
時不時，會有回憶閃過，這樣那樣的細節浮現。
我想，是的，就是這個，在這些話語中，這些字詞裡，包含了一小部分的我。
于是，我把它們撿起，收集起來。
我重新建立自我。
有些書是絕佳的良藥，是我忘記了。
每當我覺得自己終于獲得了自由的時候，G又和過去一樣找上我，企圖故技重施。
盡管我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但當有人在我面前提起G的名字時，我還是會僵住，又變回了剛認識他時的那個小女孩。
我将一輩子都隻有十四歲了。
我的命運已經被寫定。
某天，母親轉給我他的一封信，他不知道我住在哪裡，所以一直還是把信寄往她家。
即便我從不回複，拒絕一切與他的聯系，他也未曾氣餒。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這封信裡，他想讓我同意将我的照片收錄進他的一本傳記中，那是他的某位崇拜者寫的，打算在一家比利時出版社出版。
我的一位律師朋友用威脅的口吻替我回了信——即日起，無論以何種方式，如果G繼續在文學作品中使用我的名字或是影像，他将面臨法律指控。
G沒有再來糾纏。
我終于清淨了，暫時。
沒過幾個月，我發現G有一個官方網站，上面除了他的生平和作品外，還有一些他的“戰利品”的照片，其中就有兩張是十四歲時的我，底下标注的是我的名字首字母V，它自那時起就成了我身份的象征（以至于我無意識中在所有的郵件上都會這樣署名）。
這打擊讓人無法忍受。
我打電話給我的律師朋友，他向我推薦了一位在肖像權問題上更有經驗的同事。
我們需要一份執達員的報告，這就讓我花了一大筆錢。
然而，經過很長時間的調查，我的新顧問告訴我，很不幸，我們并不能做什麼。
這個網站并不是以G的名義注冊的，而是由住在亞洲某個地方的人管理。
“G.M.很聰明，他讓别人替他管理這些内容，我們無法按照法國的法律指控他上傳了它們。
從法律上講，這個網站是他的粉絲創建的，僅此而已。
這無疑是厚顔無恥的行為，但我們無法制止。
”
“一個住在亞洲的陌生人怎麼可能會有我十四歲時候的照片呢？而且還是隻有G手裡才有的照片？這說不通！”
“如果您沒有保存底片的話，很難證明這裡面的人是您。
”她回答道，顯得非常抱歉，“此外，我還聽說，G最近找了一位律師界的權威人士為自己辯護，那位律師非常擅長知識産權相關的内容，是所有同行都懼怕的人物。
進入一場尚未開始便已失敗的法律戰争，而且還要賭上自己的健康和年薪，真的值得嗎？”
我放棄了，心如死灰。
又一次，他勝利了。
一個諷刺的巧合在于，我現在正好在出版了G寫于七十年代、名為《未滿十六歲》的那本書的出版社工作。
在被這家出版社雇傭之前，我仔細确認了這本書的版權并沒有續約：事實的确如此，但我不清楚緣由。
我傾向于将其歸因于道德譴責。
不過事實可能要無趣得多：此類作品的擁戴者日漸減少，或者愈發恥于承認自己有這樣的癖好。
不過，在巴黎幾乎所有的出版商那裡，G都依然很有話語權。
在我們相識的三十多年後，他還是會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确認他對我的掌控依然存在。
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找到我的，但文學圈小得像塊手帕，流言蜚語傳得極快。
追究也沒用。
某個早上，我到辦公室後收到了一封來自出版社主編的令人尴尬的郵件。
幾個星期以來，G一直都在騷擾她，給她發短信，請求她給我傳話。
“我真的很抱歉，V。
我已經盡量不讓這件事情打擾到您。
但他無論如何都不肯罷休，我實在沒辦法，隻好選擇把這件事告訴您，并請您看一看他的郵件。
”她寫道。
在這些讀來讓我滿是羞恥的信裡，G事無巨細地回顧了我們的過去（生怕她不知道這整件事，而且好像這和她有關似的）。
他對我隐私的侵犯令人難以忍受，語氣還既谄媚又煽情。
在一堆胡話中，他稱自己命不久矣，最大的心願就是再見我一面，試圖借此博取她的同情。
他還說他得了重病，若是不能再看一眼我可愛的面容，就無法瞑目……不要拒絕将死之人的請求……諸如此類。
這也是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