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永安失守的消息尚未傳到北京，但北京朝廷也不輕松。
大臣們都感覺到上帝會有一種與以往的騷亂不同的可怕，年輕的鹹豐皇帝将遏必隆寶刀授給欽差大臣賽尚阿，表明他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感。
北京的老百姓們自然也知道南方發生了耶稣教叛亂，但他們總覺得那是離自己很遙遠，他們關心“撚匪”在安徽的騷亂。
相比之下，安徽離北京近多了。
有人認為“撚”就是“結黨”的意思。
撚軍和太平軍有點不同，他們跟販賣私鹽的組織有關系，基本不帶宗教色彩，更接近天地會的性質。
海上也發生了多起造反事件，太平軍占領永安兩月前，山東半島的海面上，政府海軍兵船遭海盜襲擊，副将戰死。
對于這些造反運動，北京老百姓的态度多半是：
“都欺侮到官府頭上啦！”
“官府當然吃癟啦，那些兵老爺有啥能耐啊。
”
“得啦，讓他們好好幹吧！”
“讓誰好好幹呀？”
“誰都行。
”
什麼是愛國？連維材在北京街上邊走邊考慮這個問題。
他已考慮了多次，想了好幾年。
太平軍要建立新國家，官軍要鎮壓，站在哪邊才是真正的愛國？他朝着外城棉花頭條胡同走去。
他要去見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桢。
沈葆桢于四年前——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進士，現任武英殿纂修。
他是林則徐二女兒普晴的丈夫，也是林則徐妹妹的兒子。
那時候，即使無血緣關系，同姓也不能結婚；但隻要不同姓，即便近親也能結婚。
約會地點在招園。
招園既不是飯莊，也不是旅館，更不是誰家的别墅。
招園主人是連維材，但平常這裡都不住人。
招園所在的棉花頭條胡同，被認為是不吉利的地方。
人們稱這裡是“燕市兇宅”，燕市當然指北京，據說若在這一帶建宅，其主一定會沒落。
明末有位女将軍叫秦良玉，原是四川石矽宣撫使之妻，丈夫死後被推為少數民族首領，麾下勇猛善戰。
明朝對東北戰局一籌莫展，便将秦良玉軍當作很有力的支柱，她的部隊軍紀嚴厲，凡戰場上随便退卻、不從命令、搶奪居民财物者，都要被斬首。
而這支部隊在京期間駐紮在刑場一帶，也就是棉花頭條胡同。
傳說這一帶“孤魂無歸，時出為祟”，誰也不願在此居住，地價自然便宜。
連維材買下這裡，将大部分土地改為庭園，建造亭閣。
若此地還有徘徊了二百餘年的亡魂，他願招請他們來此成佛，故而起了“招園”這個名字。
連維材所招的不僅是亡魂，他一到北京，還常招京官們。
京官是相對地方官而言的，是指在北京的中央機構任職的人，大多是傑出之輩，但薪俸不多。
地方官雖也領取同樣薪俸，但灰色收入多。
京官隻靠薪俸生活，而在交際場中又難免要擺闊氣，不少京官常會出現赤字。
因而他們希望自己能被派到地方去，不論負多少債，一旦去了地方，馬上就可全部償還。
由此看來，一開始就去當地方官豈不更好？但一般的觀念認為，若無京官經曆，将來便不可能有大成就。
同樣進士及第，成績優良者常留在中央，擔任有進修提高性質的官職；成績中下者則被任命為正七品知縣派往地方。
京官雖在赤字生活中掙紮，但前途無憂。
由京官派往地方時，便可被任命為從四品知府或正四品道員，薪俸外的收入非常多。
生意人自然都想巴結進士及第的京官。
不過，連維材資助沈葆桢并不是為了賺錢，也不完全因為沈葆桢是林則徐的親戚，而是因為看中他是國家棟梁。
武英殿在紫禁城内西南角，是國營的“圖書出版社”，其主要任務是利用國家經費刊刻各種古籍善本，收集各種圖書版本，加以校訂，編成定本。
此工作對沈葆桢而言是一種進修提高。
也因此，他沒有别的收入，但他遲早是要當上朝廷大官的，所以必須同各方要員保持友好關系，這是很費錢的。
連維材一方面資助沈葆桢，一方面又援助太平軍。
同時幫助統治階級和反統治階級，這顯然是矛盾的，即便被人說成腳踏兩隻船，他也無可辯駁。
不過，他有個不變的标準，那就是為老百姓謀幸福。
連維材對中國現狀感到失望，要改變現狀，要改革，但他還不确定應當寄希望于統治階級中能幹的人才，還是寄希望于要推翻政府的“亂黨”。
為了解“亂黨”的實際情況，他把兒子理文送進太平軍，而他自己，則進京觀察統治階級的情況。
被請到招園來的除了沈葆桢，還有幾位跟他同期的進士。
那一期的狀元叫張之萬，已赴任河南做正考官，目前不在京。
進士成績優秀者，雖說一般會留在中央進修提高，但作為實習，往往也會被派去地方做科考的考官。
張之萬是狀元，出去得早，而沈葆桢要等到來年才會被派到順天做鄉試考官。
安徽合肥人李鴻章也來到了招園。
他和沈葆桢一樣，在翰林院進修。
當時擔任編修官的，還有個編修叫何璩，是廣東香山縣人。
和沈葆桢同姓的江蘇吳江人沈桂芬，也曾出差去浙江當考官，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