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其他理由而将區區一介書生之陳述葬送于幕後，況且又因我之陳述推翻了某得力刑警所證明之“事實”，縱令幸獲采納，亦不知日後是否會将我所敬愛之富田博士所蒙受之冤屈大白于天下，為達到喚起輿論之目的，故特此寄上本文，萬望刊行。
我與博士本人，并無私誼，隻因拜讀其過著作且崇敬其過人睿智而已。
然而，就此次事件而言，我不忍眼看着我國學界之泰鬥因錯誤推理而蒙受不白之冤，又因偶然機會，我在現場獲得了一件物證——我相信如此因緣巧合，舍我再無他人了。
基于理所當然之義務，遂出此舉。
望勿誤解。
我因何種理由相信富田博士是無罪的呢？一言以蔽之，司法當局僅憑刑警黑田清太郎氏之調查而推定富田博士有罪之做法，太過草率。
或者說，太過幼稚，簡直是如同兒戲。
試想，倘若将博士那顆細緻缜密、算無遺策的聰明大腦與此次所謂的犯罪事實做一下對比，我們又會作何感想呢？恐怕會因思想層面的天壤之别而不禁啞然失笑吧。
莫非刑偵人員以為博士之大腦早已衰耄老化，以至于會留下拙劣的腳印、臨摹筆迹的廢紙、盛放毒藥的杯盞，從而成就黑田氏的名聲？抑或那位博學的嫌疑人竟會不知中毒後，毒素仍殘留于屍體之中？因此之故，我即便不提供任何證據，也同樣堅信博士是無罪的。
話雖如此，我亦尚不至于莽撞無知到僅憑以上之推測來為富田博士鳴冤叫屈。
刑警黑田清太郎氏，如今正因其赫赫功勳而光彩照人。
乃至于世人贊歎其為“和制夏洛克·福爾摩斯”。
我亦無意将正處春風得意之頂點的他，推落至萬丈深淵。
事實上我亦相信黑田氏為我國警界之佼佼者，是手法高明的破案好手。
此次之所以會老馬失蹄，實為其頭腦遠比其他人更好之緣故。
若論其推理方法，并無差錯。
唯在調查物證方面有所欠缺，在缜密周到之處尚不及我這一介書生，我亦因此而為他深感可惜。
閑話少叙。
我所要提供的證物，實為如下兩件不起眼之物品：
一、我在現場拾得的ＰＬ商會收據一枚（三等快車所配備枕頭的租金收據）。
二、作為物證而保管在警察局的博士的平口皮鞋鞋帶。
僅此而已。
于讀者諸君而言，這兩件物品恐怕毫無價值。
然而，想必大家也都懂得，對于刑偵人員而言，有時即便是一根頭發，也能成為極其重要的犯罪證據。
實言相告，我是基于某個偶然的發現而開始思考本案的。
案發當天，我恰好在現場。
當時，我正在一旁看着檢屍官忙碌着，忽然發現我所坐着的石塊下面，露出一角白色紙片。
倘若我沒看到那紙片上的日期印戳，恐怕也就不會對本案産生疑問了。
然而，于博士而言十分幸運的是，那張紙片上的日期，如同某種啟示一般，異常鮮明地映入我的眼簾。
大正某年十月九日，亦即案發前一日的日期印戳。
于是，我便搬開了重達五六貫目[日本舊制重量單位。
一貫目等于3.75千克。
]的石塊，撿起了這張幾因雨淋而損壞的紙片，發現這是一張ＰＬ商會所開出的收據。
這一意外發現，極大地激發了我好奇心。
至此，我們可知黑田刑警于現場踏勘時，遺漏了三點：
其中之一，便是我偶然撿到的ＰＬ商會所開收據。
除此之外，黑田刑警仍有兩處确鑿無疑的疏漏。
然而，即便是這枚收據，倘若黑田刑警的觀察足夠仔細，或許我便不會以那樣的偶然方式加以發現了。
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一眼就可看出，将該紙片壓在底下的石塊，是堆放于博士家屋後砌了一半的下水溝旁的衆多石塊中的一塊。
換言之，唯獨這塊石塊，被人搬放至離屋子較遠的鐵軌旁。
而對于警覺程度高于黑田刑警者而言，這塊石塊本身便提示着某種意義。
不僅如此，我當時還将此收據出示給正在現場踏勘的一位警員看了。
而對方非但毫不領情，反說我妨礙公務，要我“滾一邊去！”。
時至今日，我依然能在衆多警員中将他辨認出來。
第二點，關于兇手的腳印。
即隻有兇手從博士家後門到鐵軌處的腳印，并沒有從鐵軌處回到博士家的腳印。
關于這一點，黑田刑警是如何解釋的呢？我不得而知——心不在焉的記者們居然對如此重大的疑點毫無報道。
估計他以為兇手将受害者放在鐵軌上後，出于某種考慮，自己沿着鐵軌走上一段，然後繞遠路回家的吧。
事實上，隻要稍稍繞遠一些，也确實能找到可以不留下腳印而回到博士家的路——但在博士家裡發現了與腳印相符合的平口皮鞋後，縱使沒發現回家的腳印，黑田刑警也以為獲得了兇手已經回家的證據了吧。
如此考慮，似乎也合情合理，可細究起來，是否仍有些不自然之處呢？
第三點則是大部分人都沒注意到的，甚至部分看到的人都沒有太在意的證據。
那就是一條狗的腳印。
現場布滿了狗的腳印，尤其明顯的是，有一行狗腳印與兇手的腳印相平行。
那麼我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