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學校學習期間，與同級的正岡子規相識。
一八九○年進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英文科，并獲文部省貸費生資格。
一八九三年畢業後入大學院，卻對英國文學産生懷疑，對禅宗發生濃厚興趣。
一八九六年與貴族院書記長女鏡子結婚，其間曾先後任四國松山市松山中學、熊本第五高等學校教員。
一九○○年留學英國。
漱石所經曆的是明治維新後很多知識分子共同走過的路，但他有自己的曲折的生活曆程，這就使他認識了很多知識分子沒有認識到的事物。
一九一一年，夏目漱石在和歌山市發表以《現代日本的開化》為題的演說。
認為日本走上資本主義的“開化”，和歐洲是不同的。
歐洲的開化是“内發的”，它經由幾百年的積累，“如行雲流水是自然發展的”。
日本的開化卻是“外發的”，是“在與外國接觸”過程中被迫轉化的。
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劇轉變的。
因為外來文化消融存在問題，土壤和根底均不相同，從而“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就必然引起“國民的某種空虛感”，也會出現“不滿與不安”，發生“神經衰弱”病症。
為了不患“神經衰弱”，“隻能向内發的方向發展”，這是“苦惱的真實”。
從上述演說不難看出，漱石對明治維新改革的不徹底性是有清醒的認識的。
他在一九○六年寫作的《片斷》中也說：“當知道開化的無價值，就是厭世觀的開始。
”進一步發展，就會成為“真正的厭世文學”。
這裡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厭世”的觀點。
“厭世”、“苦惱”、“郁憤”是漱石常用的詞彙，也是他的世界觀和創作觀。
如他說：“不描寫煩惱稱不上是文學”，還說：“在現在不得神經衰弱的人，大多數是有錢的魯鈍之徒和沒有教養的無良心之徒”。
一九○六年他在緻高濱虛子的信裡說，他創作《貓》等，即是在“傾訴”自己的郁悶和忿懑。
漱石在留學英國時寫作的《片斷》裡還說：“有錢的人多數幹的是無學無知的鄙劣之事”，“其結果是使沒有教養、不足年齡、沒有德義的人進入士大夫社會。
”作家對資産階級是厭惡的。
在一九○五年前後，即寫作《我是貓》的那個時刻，作家在《片斷》中寫道：“汝所見者為利害之世。
我所立者為理否之世。
汝所見者為現象之世。
我所視者為實相之世。
人爵——天爵。
榮枯——正邪。
得失——蓋惡。
”
一九○二年當日本人為日英同盟締結，日本跻身列強而歡呼時，漱石卻以冷淡的面孔對待。
他在緻中根重一信中說：“今天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