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失敗的原因，就是極為懸殊的貧富差别。
”這導緻“革命的必然性”，“卡爾?馬克思的所論”是“理所當然的事”。
漱石清楚地看出資本主義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而日本的矛盾則尤使他生厭和悲觀。
《我是貓》所針對的正是明治維新後的“金權社會”的矛盾及維新的不徹底性，即“利害”、“正邪”、“善惡”、“不安”、“空虛”等。
作家是明治精神文明的最深刻的揭發者與批判者，他使用的手法是“描”的嘲諷和評斷。
其辛辣和深刻性，迅即引起世人的感歎和興味。
漱石和絕大多數資産階級作家一樣，看不到擺脫這一矛盾的出路，無法指明克服維新不徹底性的辦法。
他隻能是郁悶與憤懑而已。
他也力圖尋找擺脫矛盾的方法，那就是推進“内發的”變化。
不過，漱石所說的日本的“内發”，與歐洲也不同。
他認為歐洲的文明也是失敗的，日本自然不應該再走這條路。
日本的另一條路，就是他後來提出的“則天去私”。
這是一種東方的宗教觀與社會觀。
在《貓》中，鈴木藤十郎的“狂”、甘木醫生的“死”和八木獨仙的“信”都演繹着“則天去私”的觀點。
漱石雖然也嘲諷獨仙的東方的“自然法”的修養，而最終他也隻能在精神信仰上尋求解脫。
形形色色的資産階級哲學，都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
漱石信仰的也是個人主義。
“則天去私”的宗教解脫是和個人主義相結合的。
一九一四年，漱石在學習院輔仁會發表題為《我的個人主義》的講演時說，“權力的威壓”、“金錢的誘惑”會導緻危險的後果，與人的個性也是矛盾的。
一個人首先要“發展個性”、“尊重個性”，“我毫無忌憚地公開說，我是個人主義”。
作家認為個人主義以“自己本位”立足，和“國家主義”不是背反的，隻是國家間的道義不如個人道義。
他主張“以個人幸福為基礎的個人主義，其内容當然是個人的自由。
但是，各個人享有的自由是順從國家安危的，就像寒暑表的升降一樣。
”在這裡不難看出漱石資産階級國家觀的局限性。
上述對夏目漱石在二十世紀初年精神危機狀态的了解和對其社會觀、世界觀的認識，是打開《我是貓》的門戶的鑰匙。
有了這把鑰匙，漱石的全部作品都可以打開。
《貓》的譯者于雷，是我熟悉的作家、詩人、編審，也是日本文學翻譯家。
我們在東北解放戰争中共同度過了那些值得懷念的戰鬥時日。
現在他要我為《貓》寫序，我高興地答應了他。
是為序。
呂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