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這9人推選出40名議員，并且後者再次抽簽将人數縮減到12人。
這12人再推選出25名議員，而這25人再次通過抽簽變成9人，然後他們再推選出45人，後者再次抽簽變成11人，而這11人再推選出41人—整個過程折騰到第10個回合，現在總算可以由這41名議員來選舉總督了。
有本事你一口氣把上一段大聲讀下來試試。
這顯然極為可笑，而且對于想要做出預測的威尼斯政治專家而言，這必定有如一場恐怖的噩夢。
但是從選舉公平性的角度來說，這個制度似乎真的非常成功（當然首先你得是個威尼斯寡頭），因為它一直沿用了500多年，其中大部分是繁榮時期，直到1797年威尼斯共和國最終被拿破侖·波拿巴征服。
坦白地說，這個制度讓威尼斯成了國家穩定的燈塔，尤其是跟意大利對比：截止到我寫完本書時，意大利在戰後的72年裡已經換了65屆政府和43任總理，而同一時期英國隻換了15任首相（兩國都有一些人任職超過一屆，因此我說的是“任”而不是“位”）。
之所以要強調“截止到我寫完本書時”，是因為就在那時，不給力的意大利正再次面臨仿佛上天安排好的憲政危機。
等到本書出版時，他們或許已經迎來第66屆政府和第44任總理，甚至有可能更多。
因此為了準确起見，我把這個事實再陳述一遍，隻是在其中留了空，方便你們填入最新的數字：
自1946年以來，意大利已經換了[ ]屆政府。
（請訪問“意大利有過多少屆政府.com”查詢最新數字）
是不是該用鉛筆寫啊？
說到民主的脆弱性，一個問題在于當蓬松可人的自由民主制被更專制的政權接管時，之前看似合理的政策可能就會事與願違地導緻相當可怕的後果。
例如在19世紀上半葉，剛剛從西班牙獨立出來的墨西哥當局，決定好好利用一下北部省份得克薩斯未開發的土地。
墨西哥人希望建立一個緩沖區，保護自己免受科曼奇人的襲擊以及美國西向發展的沖擊。
于是，他們開始鼓勵美國的牧場主和農場主來得克薩斯定居，并将大片土地交給所謂的“企業家”，也就是後來慫恿美國人采取行動的代理人（對有些人來說，當時兩國之間沒有引渡條約可能是個重要因素）。
後來，一些企業家顯然正逐漸取得重大的政治力量，而且很多移民不願意融入，也不願遵守墨西哥政府的法律。
到了這時，墨西哥當局開始意識到這事要出亂子。
他們吓壞了，因此在1830年突然就想禁止更多的美國移民進來，但是很快就發現他們自己根本無力阻止美國移民越境湧入。
再後來，局勢到了危急關頭：這個相對自由的墨西哥政府被專制獨裁的統治者、總統安東尼奧·洛佩斯·德·聖安納取代，後者在1835年解散了墨西哥國會，強行修改憲法，把權力都攬到自己手中，從而事實上成了一個獨裁者。
他還開始強力鎮壓得克薩斯的反對之聲，也就等于鎮壓美國移民社區，其結果隻能是加劇緊張局勢，很快，一場全面叛亂即将爆發。
到了1836年，當包括阿拉莫之戰[當時的得克薩斯為擺脫墨西哥統治發動了一場獨立戰争，阿拉莫之戰是其中的重要戰役，其結果是得克薩斯軍幾乎全軍覆沒，阿拉莫淪陷。
]在内的一場戰争過後，得克薩斯宣布獨立。
到了1845年，得克薩斯加入不斷擴張的美國，結果墨西哥非但沒能建立一個對抗美國的緩沖區，反倒失去了一個寶貴的省。
我們可以從中吸取幾個有分歧的教訓。
一方面是“不要先是鼓勵移民，過後卻與那些移民社區反目成仇”，另一方面則是“也不要以為你們将永遠是個民主國家，因為那恰恰是你們出亂子的時候”。
當然，民主首先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選民做出正确的決定。
例如在1981年，加利福尼亞小鎮薩諾爾選舉了一隻狗來當鎮長。
博斯科·拉莫斯是隻黑色的拉布拉多混血狗，就因為有天晚上，它的主人布拉德·萊伯在當地酒吧說了一大通屁話，第二天它就參加了鎮長競選，并最終以壓倒性優勢擊敗兩位人類候選人。
對博斯科和薩諾爾鎮的選民來說，這個結果其實好像還不錯—博斯科被廣泛稱贊是一隻乖狗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