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待，這樣的刺激促使他們不再僅僅把蘇格蘭貿易公司看成發财的機會，而是上升到了國家認同的高度。
佩特森可能并沒打算把達連計劃搞成狂熱的愛國主義運動—他是真的隻想把自己的貿易理論付諸實踐—但是作為曾經的推銷員，他知道要抓住時機利用高漲的公衆情緒，因此就很愉快地把他的經濟試驗跟洶湧的愛國熱情和民族主義怨恨綁在了一起。
在1696年2月26日，該公司在愛丁堡舉行的認股登記吸引了大批投資者，堪比《您身邊的理财大師》的訂閱量。
蘇格蘭人簡直是在把錢往這個計劃裡倒。
當時蘇格蘭并不富裕，但即使是在七個災年期間也算不上貧窮。
與很多其他歐洲國家一樣，蘇格蘭也有迅速壯大的中産階級，而他們算得上是該計劃最狂熱的支持者—這一點不同于東印度公司等其他股份公司，其投資者往往僅限于貴族和富商。
為了撰寫《蘇格蘭的價格》一書，曆史學家道格拉斯·瓦特查閱了蘇格蘭貿易公司的檔案資料，發現人數最多的投資者群體是貴族圈外的小地主。
但更糟糕的是，投資者囊括了蘇格蘭社會的各個典型階層—從有頭有臉的名人到律師、醫生、牧師、教師、裁縫、士兵和鐘表匠，還有至少一個“煮皂工”，甚至是一些相對富有的仆人。
狂熱是可以傳染的。
殖民地讓人一夜暴富的傳說已經成了蘇格蘭的街談巷議，歌曲和詩歌也在頌揚這家公司，很多人在為它祈禱，祝福它吉星高照。
考慮到曆史的變幻莫測，再加上那時蘇格蘭流通着兩種貨币，所以投資總額的準确數字很難确定，但是據瓦特估計，流入該公司的資金占到了當時蘇格蘭貨币财富總額的六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如果把全部承諾金額都包括在内（因為隻需要預付一部分現金），資金總量很可能已經超過蘇格蘭的貨币總值。
這當然不是什麼好事。
佩特森似乎很清楚怎樣給金融狂熱火上澆油并加以利用。
事實上，他讨論這個問題的方式，與我們如今對“病毒式傳播”的理解極為相似。
他在1695年的一封信中寫道：“如果事情不能借着最初的熱度搞起來，那麼資金的募集就難以成功，因為民衆往往非理性地盲從。
”一個關鍵因素可能在于，該公司的認股登記沒有私下進行，是公開的，而且這确實是公司有意為之，好讓每個人都能看到投資者是哪些人。
佩特森故意選擇顯眼的公衆人物（你也可以稱他們是“意見領袖”）作為早期的支持者，希望他們能樹立榜樣，促使其他人抛棄理智跟風投資。
這就像某種17世紀的衆籌網站一樣，将支持公司的行為從個人的财務選擇變成公開的效忠聲明—這使得那些沒有支持該公司的人因缺席而顯得特别刺眼。
這一切自然導緻了不斷自我強化的社會壓力，所營造的氛圍會咄咄逼人地把反對或懷疑的聲音淹沒。
在1696年，創辦蘇格蘭銀行的英格蘭人約翰·霍蘭很遺憾地寫道，當他試圖批評該計劃時，他被指控為東印度公司的間諜。
“這個國家對印度和非洲貿易的熱情已經沖破天際，”他寫道，“很多人因此對我抱有偏見；因為無法回答我對這個計劃的質疑，他們就私底下說，我們絕不能相信霍蘭先生，因為他是個英格蘭人……坦率地表達自己對這件事的想法是危險的，人們越來越心懷畏懼，不敢發表自己的看法。
”
對英格蘭的所作所為義憤填膺，愛國的自信心爆棚，支持變成了表演式行為，崇高的承諾、動人的願景、還有暴富的誘惑，這些合在一起，就為失控的狂熱創造了适宜的環境。
1698年7月14日，在與岸上歡呼的人群道别後，5艘船從利思起航，載着威廉·佩特森以及另外1200個滿懷希望的人，駛向中美洲他們從未去過的目的地。
哎呀，我是不是忘了說啊？威廉·佩特森之前從未到過達連。
為什麼這娃非要在達連進行他宏大的貿易試驗呢？這至今仍算是一個謎。
作為商人，他的确在加勒比地區待過很長時間，但是在其傳記或公開的文字中，沒有證據表明他到過巴拿馬地峽附近的任何地方。
他十有八九是從海盜那裡聽說了達連的故事。
（當時是海盜的黃金時代，真實的加勒比海盜可跟電影裡的不一樣，他們無法無天地大肆劫掠，有的是真正的流氓悍匪，有的則往往得到了政府的默許和支持，因為政府想讓他們去騷擾同樣從事殖民的競争對手）
還有一點也不清楚，那就是佩特森究竟怎樣僅憑一些傳言，就說服蘇格蘭貿易公司其他董事支持他的願景，同意他把達連作為蘇格蘭全球帝國的中心。
他們無疑有很多次機會改變計劃—在1697年，也就是船隊起航的前一年，他們實際上差一點兒就徹底放棄了達連計劃，轉而專注于更合理的目标。
他們開始意識到，盡管公司在愛丁堡籌到了很多錢，現在卻已嚴重超支，無法保證足夠的資金來充分支持該計劃的野心。
（他們愚蠢地決定在歐洲大陸購買最先進的新船，而當時大多數競争對手的大部分船隻都是租用的。
他們這樣做可能是打腫臉充胖子，好吸引荷蘭及德國的潛在投資者—這有點兒像一家科技創業公司雖然沒有收入，但是卻在城裡最貴的地段租了豪華寫字樓）董事會裡有很多名聲譽良好的專家，他們質疑這次遠征的可行性，并且強烈建議将籌到的資金花在更低調的亞洲貿易任務上。
他們充分意識到達連之行的所有陷阱，甚至考慮了美洲其他幾個可能更适合的地點……盡管如此，這群頭腦清醒、受過良好教育、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仍然堅信他們一直都是對的，并決定繼續推進計劃。
在1698年11月初，這些殖民者到達連之後沒多久，那些陷阱就逐漸清晰可見了。
他們當中有很多人甚至不知道達連是此行的目的地：公司非常害怕競争對手知道他們的計劃，為了保密，任務是在船隊起航之後才透露的。
一開始似乎很順利。
那裡的自然風光，還有陸龜、樹懶和巨食蟻獸等新奇物種，都讓這些殖民者驚歎不已。
當地的庫納人似乎很友好，還提到幾英裡外有金礦。
殖民者欣喜地發現了一個“最優良的港口”，一處有天然屏障的海灣，長兩英裡；他們中的休·羅斯相信，這個港口“能夠容納1000艘世界上最好的船”。
另一個不知名的殖民者在日記中寫道：“這裡土壤肥沃，空氣清新，氣候溫和，這一切都讓我們感到健康和便利。
”
“健康”恐怕是言過其實了。
登陸後不到兩周，一些殖民者就開始生病且不治而亡，其中包括威廉·佩特森的妻子。
又過了幾天，定居點的最後一位牧師也去世了。
但是，盡管發生了這些悲劇，殖民者仍然自信滿滿。
他們用蘇格蘭的舊稱喀裡多尼亞給海灣起了名字，并且立即着手建設他們的第一座城鎮—新愛丁堡。
他們因這些發現而欣喜若狂，以至于急不可耐地派出遠征隊的總會計師亞曆山大·漢密爾頓（不是音樂劇裡的那個），搭乘一艘路過的法國海盜船返程，以便盡快把喜訊帶回祖國。
漢密爾頓搭乘的海盜船剛離開港口就沉沒了；這是個相當明顯的預兆，表明整件事情已經錯得多麼離譜。
這麼大一個天然港口，為什麼其他的殖民列強誰都不用呢？到這時原因就很明顯了。
它就像加州旅館一樣，進去輕而易舉，想離開就沒那麼容易了[這裡指的是美國鄉村搖滾樂隊老鷹（Eagles）的歌曲《加州旅館》（HotelCalifornia）。
在歌詞中，身心疲憊的旅人偶遇加州旅館，初到時覺得這裡是人間樂園，但到想離開時，卻發現自己已成為這裡的囚徒]。
由于盛行風的作用，船隻一離開港灣的庇護，馬上就會遭受巨浪的迎面襲擊。
漢密爾頓搭乘的那艘船離開港口也就30分鐘，結果就被巨浪拍成碎片，幾乎有一半船員淹死。
（漢密爾頓自己逃過一劫，并且最終回到蘇格蘭，去忽悠家裡的父老鄉親，吹噓遠征進行得多麼順利）一些經驗豐富的水手曾經警告過該公司，他們那些昂貴的大船龍骨較淺，完全不适合加勒比地區的海況，但他們根本聽不進去。
要知道，這就意味着他們的船一年中有好幾個月隻能躲在港口裡。
你可能會認為，對于一個拟建的貿易殖民地來說，這個事實會促使他們重新考慮，然而你錯了，他們對此置若罔聞。
同樣值得懷疑的是，他們是否真的想清楚了整個貿易這件事。
道格拉斯·瓦特的研究表明，作為一個貿易代表團，他們在可貿易商品上花費的預算少得可憐—這些商品主要是布匹，但也包括200多頂假發、數量可觀的時尚鞋子以及大量梳子。
（為啥帶那麼多梳子呢？可能是因為他們相信，全世界的土著人都一個德行，見到梳子就喜歡得要死，會立即拿他們的土地來交換。
結果呢？庫納人似乎對梳子一點兒興趣都沒有）另一方面，如果代表團的目标僅僅是建立一個定居點，那他們可能應該少帶些假發，多帶些工具。
建設新愛丁堡的任務啟動之後，他們的士氣開始一落千丈。
這項工作極為辛苦繁重，并且是在蘇格蘭人沒有經曆過的高溫下進行。
他們在茂密的叢林中徒勞地砍伐了兩個月，而叢林似乎始終不肯讓路。
這之後項目負責人認定，他們從一開始就選錯了建設地點（“就是一片沼澤。
”如佩特森所述），于是他們的士氣愈加低落。
接着雨季開始了，而且巴拿馬的雨可不像蘇格蘭的雨。
那位寫日記的羅斯也很快改變了他對選址的樂觀看法，現在他寫道：“定居點和整個海灣周圍到處都是紅樹林和沼澤地，非常不健康。
”
沼澤可不僅僅是不健康。
疾病已經奪走佩特森妻子的生命，現在開始侵襲更多殖民者。
我們不清楚那具體是什麼病，因為他們隻記錄了“發燒”，但最有可能是附近沼澤地的蚊子傳播的瘧疾或黃熱病（當然這兩種疾病本身也是“殖民者”，都是由歐洲人從舊大陸帶過去的）。
當地的定居者在以驚人的速度走向死亡。
那些沒有發燒生病的人，他們的健康也在其他方面日益被摧毀，而這主要是因為蘇格蘭貿易公司決定，把充足的烈酒供應作為此次遠征的一大福利。
喀裡多尼亞人開始用朗姆酒和白蘭地消解哀愁，而這當然不可能加快新愛丁堡的工程進度。
沒過多久，負責人決定徹底放棄城鎮的建設，把重點放在修築堡壘上，因為他們越來越擔心西班牙人的大舉進攻。
啊，是的，西班牙人。
看見沒，我們實際上還沒有提到佩特森這個計劃中最嚴重、最明顯的問題：西班牙人非常非常确信達連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