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名譽受損，就比如弗朗西斯·高爾頓留下的禍害。
弗朗西斯·高爾頓無疑是個博學的天才，但他同時也是一個詭異的怪人，有着可怕的念頭，釀成了嚴重的後果。
作為查爾斯·達爾文的姑表弟，高爾頓在多個學科中取得過突破：他是科學統計的先驅，發明了相關性的概念；在氣象學和法醫學等衆多領域中，他取得的開創性成果至今仍影響着我們的生活，比如天氣地圖和指紋的應用。
他癡迷于測量，喜歡把科學原理應用于他所遇到的一切—《自然》雜志曾刊印過他寄來的信件，在其中一封信中，他估計了畫家給他畫完肖像總共畫了多少筆（坐在那裡不動讓他感到很無聊）；還有一封信寫于1906年，題為“用科學的方法切圓形蛋糕”（簡單來說就是，不要切成楔形，而是直接從中間切下長條形吃掉，這樣你就可以把剩下的兩半蛋糕推到一起，防止切口那裡變得幹巴巴的）。
他甚至提出了極端英式的下午茶生活小妙招。
不過他的癡迷絕不僅僅表現在這些方面。
在一項更加惡名遠揚的調查中，高爾頓走遍了英國的城鎮，想繪制一張地圖來說明哪個地方的女性最有吸引力。
他會坐在公共場所，用一個藏在口袋裡的裝置，偷偷給每個走過的女人打分，記錄下他對她們的性吸引力的看法。
他的那個裝置叫“刺針”，是一個裡面有根針的套筒，可以在一張作了記号的紙上紮出小孔。
這項調查的最終産物是英國的“顔值地圖”，跟他的天氣地圖很像。
根據這張顔值地圖，倫敦的女人最有魅力，阿伯丁的最沒吸引力。
這樣一個變态統計學者，偷偷摸摸地用藏在口袋裡的針記錄女人的性吸引力，他的品位恐怕不能作為最客觀的衡量标準。
一方面有着測量人類特征的強烈沖動，另一方面又完全不尊重觀察對象真實的人性，正是這兩種品質的詭異組合，導緻高爾頓為科學界做出了最臭名昭著的“貢獻”：創立并鼓吹“優生學”。
他堅信天才完全是遺傳的，一個人的成功僅僅取決于内在的本性，跟運氣或境遇無關。
因此他認為，應該用金錢或其他手段鼓勵适合生育的男女結婚，以改善人類種群；而對那些拖了人類後腿的家夥，比如弱智或窮鬼，就應該強烈勸阻他們生育。
20世紀初，全世界都在大搞優生運動，此時即将走到生命盡頭的高爾頓被當成了英雄。
在美國，有31個州通過強制絕育的法律—直到1960年代，最後一個這樣的法案才終于被廢除，其間美國各個精神病院有6萬多人被強制絕育，其中大多數是婦女。
在瑞典促進“種族衛生”的運動中，也有近似數量的人被絕育，而相關法律直到1976年才被廢除。
當然了，還有納粹德國……嗯，你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
假如高爾頓足夠長命，親眼看見後來那些人在他創造的“科學”名義下幹的那些壞事兒，他肯定得吓死，但這也不足以彌補他最初的想法犯下的大錯。
還有一個反面典型是蘇聯農學家特羅菲姆·李森科，他影響深遠的錯誤思想導緻了蘇聯和中國的饑荒。
與高爾頓不同的是，李森科甚至沒有真正站得住腳的科學成果來平衡他造成的禍害。
他實在錯得太離譜了。
李森科出身貧寒，但是由于他早年在育種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使得作物可以在入冬前成熟，所以他很快進入蘇聯農學界，并且成了斯大林的寵兒。
這讓他掌握了足夠大的權力，得以把自己的思想強加于整個蘇聯科學界。
李森科的那些想法并不正确，甚至都沾不上正确的邊兒，但是架不住他那些抱有意識形态偏見的主子喜歡。
盡管到了1930年代，遺傳學已經是一門相當成熟的學科，但李森科徹底擯棄了它，甚至否認基因的存在，理由是它宣揚個人主義世界觀。
遺傳學認為生物體的行為是固定不變的，而李森科認為改變環境可以改善生物體，而且那些改善的成果可以傳給後代。
在适當的環境下，一種作物甚至可以轉變成另一種。
他教導農民作物應該進一步密植，因為同類植株絕不會相互争奪資源。
這些理論全都是錯誤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錯得非常明顯。
事實也證明，把這些理論付諸實踐最終導緻了大面積的莊稼死亡。
但是這并沒有阻止李森科繼續掌握政治權力，他打壓任何批評，緻使蘇聯有數千名生物學家被開除、監禁甚至殺害，就因為他們拒絕放棄遺傳學，不肯接受李森科主義。
直到赫魯曉夫在1964年被迫下台，其他科學家才好不容易讓蘇共相信李森科是個江湖騙子，悄悄把他趕了出去。
他留下的禍害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緻使衆多蘇維埃成員國的生物學領退幾十年。
如果說李森科在生物學領域的錯誤完全是因為當時的蘇共領導給了他機會，那麼接下來的例子就是因為純粹的資本主義—在短短十年間，有個人連續犯下科學史上最具災難性的兩個錯誤。
引入歧途
1944年，天才工程師、化學家和發明家小托馬斯·米奇利在家中去世，享年55歲。
他的發現對現代世界産生了巨大影響。
你可能會想，躺在家中的床上離開人世，這聽起來很安甯啊。
米奇利可沒這個福分。
幾年前，脊髓灰質炎發作導緻他腰部以下癱瘓，而上下床要被人擡來擡去讓他覺得是莫大的恥辱，所以他充分發揮自己的創新才能，造了一套精密的滑輪系統，這樣他就可以自己上下床了。
這一切本來非常順利，直到11月那天出了點兒問題，結果他被自己那個裝置上的繩子勒死了。
他的死法兒真是殘忍得諷刺，但這不是他在本書中出現的原因。
我之所以拿他出來說事兒，是因為被自己發明的裝置弄死在床上，甚至排不上他此生所犯最嚴重錯誤的前兩名。
事實上，幾乎無論以什麼标準來衡量，我們都應該把他列為史上最具毀滅性的人之一。
米奇利天資聰慧，寡言少語，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度過。
生于發明世家的他幾乎沒有接受過任何化學訓練，但天生就有一種跨學科解決問題的本事—他善于系統性地分析問題，又喜歡随意但頑強地嘗試一個個解決方案。
在1910和1920年代，他緻力于解決汽車發動機的“爆震”問題。
所謂爆震，就是發動機會發出異響和抖動，尤其是在承受壓力時。
這個存在已久的問題，不僅使早期的汽車開起來有點兒差勁，還降低了燃油效率—要知道，那時可是有很多人擔心世界的石油供應遲早會耗盡。
米奇利和他的老闆查爾斯·凱特林懷疑，發生爆震是因為燃料燃燒不均勻，而不是因為發動機的設計存在根本缺陷，所以他們開始尋找能減輕這種影響的添加劑。
最初，由于一些毫無道理的原因，他們就認準了解決方案是“紅色”。
米奇利出去想拿些紅色染料，但實驗室沒有。
不過，有人告訴他碘是泛紅的，而且易溶于燃油，于是他基本上就是說了句“管他呢”，然後就把好多碘倒進汽油裡，啟動了發動機。
結果居然奏效了。
這完全是歪打正着，但他們卻無意中發現他們原來走對路了。
碘本身并不是可行的解決方案：太貴了，而且很難達到所需的産量。
但這足以說服他們繼續下去。
在随後幾年裡，他們嘗試了大概144到33000種不同的化合物—具體是多少種，這要看你相信哪份公司聲明了。
如果你覺得這個範圍太不精确，好吧，他們背後的那些公司之所以對研究過程含糊其辭，其實是有原因的。
原因就在于，他們最終選定的物質是鉛，确切地說是一種叫作四乙基鉛的液态化合物，簡稱TEL。
鉛是緻命的有毒物質，會導緻高血壓、腎病、胎兒畸形、腦損傷等諸多疾病，對兒童的影響尤其嚴重。
米奇利的故事常被當作“意外後果”的例子，但是……這真不見得是意外。
當然，“毒害全球幾代人”的确不是他的目标。
同樣地，那些參與加鉛汽油的生産和推廣的人，誰也别想觍着臉說，“哦不，多麼可怕的意外啊，真是沒想到。
”
鉛的毒性并不是什麼新發現，真的是幾千年前就知道了。
1923年初，新型的抗爆燃料還沒投入使用，當時就有醫學專家警告說這是個非常非常糟糕的主意。
美國公共衛生署的威廉·克拉克在一封信中寫道，使用四乙基鉛“對公衆健康構成了嚴重威脅”；他還非常準确地預測，“在繁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