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
持那些信仰者普遍認為，低技術要求的寫作便足以“反映現實”，淺率的文字更宜民便俗。
藝術的要求似乎被認為毫無必要，其實也做不到。
那樣的作品當然吸引不了任何大馬境外的讀者，對國内有鑒賞力的文學愛好者也毫無吸引力。
然而，五、六〇年代後崛起的新的世代，多深受港台文學影響（極少數有能力直接經由英、法文汲取資源），甚至經由留學台灣，逐漸形成了一支寄生于台灣文學内部的馬華文學，自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潘、商後來返馬）、張貴興、鐘怡雯、陳大為等。
我自己也是這系統的一分子。
然而對某些人而言，這長期在外部的離鄉寫作，未免不夠“本土”，有“台灣腔”。
甚至因其中某些成員已落戶台灣，而主張應将他們驅逐于馬華文學之外，這暗示了在中國的學術分類裡，馬華文學的位置何以居于台港之外（以“暨”做隔離），主要原因之一或許就在于國籍——新加坡文學就是最顯著的例子，因一九六五年的建國而突然有的名分。
那其實是二十世紀華人的全新體驗，爾後也将是界定華人身份的元素之一。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華民國之肇建，讓華人——華文(語）——中華文化前所未有地結為一體，且以後二者來界定前者，那也是華文文學成立的契機之一。
華語(文），中華文化（“選擇的傳統”），華人，華文文學，都是“現代發明”。
為解決印尼華人的國籍問題，降低新興民族國家的疑慮，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不再承認雙重國籍，鼓勵華人入籍印尼（印尼、馬來西亞均采出生地主義），或回中國。
民國以來，以血緣來界定孩子國籍身份的做法受到了挑戰，承認雙重國籍對那些民族國家更是一大困擾。
中國表态後，不得不取得當地國籍的華人，就必須面對民族國家這全新的處境。
因此我們可以說，（海外）華文文學是近代華人移民的衍生物。
對應的背景是諸民族國家的形成——中國自身從帝國轉向現代國家，南洋群島在二戰後紛紛自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