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帝國的殖民地獨立建國。
直接的效果是，國籍這全新的事物必須面對，華人的中國僑民身份也随之改變，被迫在中國和居留地之間做選擇。
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被迫切分是一種全新的處境和體驗，但民族國家的語言文化策略總是帶着同化的暴力，相當部分的華文文學因此負載着生存掙紮的痛苦。
這種痛苦，不足為外人道，但也不是所有同鄉能理解。
教育背景或價值立場的差異，讓華人必然分化為好幾大類，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不易取得共識。
留台或“登陸”（以大陸為作品最主要的出版地）的馬華作家，如果預設的讀者主要是“中國讀者”，有的就會自覺地減少和自身背景有關的掌故、地方特色的語詞和題材；更不以自身的曆史處境為反思對象，以免讓讀者感到不協調，甚至格格不入。
我曾把那異鄉人的标志稱為“背景負擔”。
但那削除了地域特色的“普遍性”，究竟要付出什麼代價呢?然而，即便是第一線的大陸/台灣學者和作家，南下馬來半島參與重要的文學獎評審時，也多未能發掘出真正具地方特色的作品（雖然那樣的作品并不多，但也不是沒有），更别說是以論述支持它。
他們偏好熟悉的路徑——樣态、語言、和文學的感覺。
從一個更廣泛的世界文學背景來看，相較之下，英語文學已經走得很遠了。
作為資本主義、現代化、工業革命和民族國家的發源地之一，拜大英帝國殖民擴張、殖民教育之賜，擁有橫跨五大洲的殖民地，那多樣的地域差異自然地被帶入英語文學，不必抹平異質而能被“中心”接受。
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文學亦然，也都誕生了世界級的偉大作家與作品。
華文文學在這方面，還像個初生兒，“中心”對它的存在也還陌生。
在近代中國危機與屈辱的曆史裡孕生的白話文運動，讓二十世紀初的晚期移民及其後裔終于能用接近口語的華文來表述他們的經曆、感受和思緒。
迥異于三四百年來被視為“天朝棄民”的那些沉默的祖先。
那其中的“成功人士”了不起也隻留下宗祠、房子